我自中学起喜欢哲学，18岁下乡插队时曾做过一个当“哲学家”的梦。随着岁月流逝，尽管我对哲学的兴趣始终未减，但我不过只是一个爱好哲学的“门外汉”。有幸的是在1993年，我迈进吉林大学，成了高清海教授的学生。
哲学是下辈子的学问
开学第一天，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博士与硕士新生们挤在北校区的一间小屋子里，聆听高清海先生的迎新说词。先生那1.85米的高大身躯、端庄的面容、睿智的目光，所凝聚成的圣贤气象令我肃然起敬，先生那平稳、沉重、关爱、坦诚的话语更令我惊异和回味。
先生的一生因思想创新而磨难多多。虽然他于1956年（26岁时）就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但随后的日子里他却多是在被批判中度过。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被挨批，“文革”爆发后他失去人身自由被下放农场劳动，后又牵累全家去农村插队落户。1977年随着高考制度恢复先生才结束长达14年的学术空白期，迎来哲学创造的高峰。面对我们这些后辈学子一双双求知的目光，先生开门见山，从哲学之为哲学的真谛说起。
先生强调，哲学是一门创造性的学问，批判性是它的灵魂，出思想是它的使命；若要媚俗媚权最好不要搞哲学，倘要追求荣华富贵也最好不要搞哲学。先生的一句话使我心灵震撼而终身难忘：“哲学是下辈子的学问，谁若要想在此生发大财或者当大官那么趁早回去。”
“哲学是下辈子的学问！”这可谓是哲学前辈对后辈的开诚布公的真心告诫，告诫后辈学习哲学要弃绝世俗功利之心；也可谓是开悟者对求悟者的真诚启示，既预示了攀登哲学的艰苦卓绝，又点通了寻求真理的坦途大道。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我便在心中铭刻上了这句至理格言。
人格研究是进入哲学的一个路径
我第一次去先生老师家，是陈秉公教授引荐的。先生家除了张大书桌和一把高背转椅有些突显外，其它的东西十分简朴，屋子里的布置如同中国画简洁而有韵味。先生对我多年来对人格研究的兴趣，表示了肯定，他认为“人格研究”是进入哲学的一个可以探索的路径。
康德说过，整个人类尽在他的人格里面。黑格尔也强调，人格无条件地具有真理性。先生同样很看重“人格”与“人格研究”，他认为：人的发展是从神化人格、物化人格上升到类化（人化）人格的过程，人格是“人化人”的标志所在；“人格真正高尚的人，是无须身外之物来 ‘包装’的人，这犹如 ‘真理’从不需要包装是一个道理。”
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以人格问题的哲学研究作为自己主攻方向。我在导师的“人的双重生命说”、“主体三形态说”、“属人世界的哲学使命说”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人格是人的 ‘价值生命’ 的承担着”命题和“哲学人格的四种历史范型”、“价值时空”、“适然世界”等新思想。三年后，当我由博士论文拓展的著作《哲学人格》出版时，先生以“走出本能生命的极圈”为题亲自为我作序。他特别地写道：“人”的问题向来是世间最难解之谜，“我们过去的哲学理论很重视物质世界的问题，不大重视人的问题的研究，即使在有关人的问题上我们大多偏重社会方面的探究，常常忽视人自身的建树问题”，他认为“对人格问题缺乏 ‘哲学理论’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学哲学要啃经典名著
有一年中秋节，我与同窗贺来自带了些小菜要求与先生共进晚餐。当我们跨进先生家门时，先生却正在电脑前认真地写作。他告诉我们，他这些日子每天输入近三千字，是思想的高产期（1995年先生发表了13篇论文其中有4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摘）。先生的刻苦与努力令我十分敬佩。
开学时，先生一口气给我开了22本哲学名著。一见面先生就关心地问我读书的进展情况。而高夫人（张老师）与高红（先生的女儿）招呼我们上桌用餐，先生拿出上好的高度白酒与我们共饮。因我们不胜酒力，他干脆就用大玻璃杯像喝开水般地自斟自饮。先生笑着说，畅饮白酒如畅读名著也。当时我甚感汗顔：因为我没读多少名著。
之后我化了半年多时间，用中英文对照的办法，只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体验读原著之畅快。我借来了先生的《实践理性批判》，这样可以同时研读先生在书页左右的批注。
先生认为，重视啃经典名著，是因为哲学从来都是富有哲学家个性的，都是以某个哲学家的方式体现的。先生强调，哲学只能通过哲学家个人的生存体验和生命去领会去表达人类的要求，离开了哲学家的个性，哲学的人类性、世界性、历史性、民族性也就失去集结于一身的承载者。先生还形象地教导我：学康德最好先“成为”康德，然后再超越康德；同样，学黑格尔最好先“成为”黑格尔，然后再从黑格尔那里出来，继而超越黑格尔。
哲学是人们自由思维的产物
我本科学的是工科，当时为了补基础，我多选读了一些课，这使我有机会感受不同老师的不同风格。听邹华政老师的课，好比不会喝酒的人一下子喝上了二锅头，开局就“晕”；听高清海先生的课，如同喝绍兴酒，诱人入怀而“后醉”。孟宪忠的“理念”、邴正的“才思”、孙正聿的“逻辑”、孙利天的“精邃”等都给我以莫大的教益。他们研究、讲授哲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禁区”，勇于创新。
平时先生上课总带上泡有浓茶的杯子，我就带上一只热水瓶，既表敬意又便于与先生多接触。每次下课，先生总是徒步去社会发展研究所转一转，我也就陪着先生走一走，趁机向先生讨教学问。先生在言谈中比较多地强调“哲学从产生那天起，就是人们自由思维的产物，所以哲学的生命在于创新，哲学研究不应该有禁区”。先生也喜欢用“走创新哲学之路”概括自己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的历程。
在博士生小班课中，先生引领我们“自由思维”共同研究“类哲学”。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先生曾试图用“类哲学”的思想对哲学史做重新的分期与研究。先生认为：必须根本转变人们通常关于“人”的观念，建立自我、小我、大我、他我、非我、超我相统一的以普遍“类”为本性的“人学”观，因此反思人的“类性”的“类哲学”既是适应人的未来发展的哲学的未来本质，也是哲学发展趋向成熟的最高理论形态。当时大家对“类哲学”是“一头雾水”，学得很累，下课时我俏皮地在黑板上把“类哲学”的“类”字改为“累”字，上课了大家一见“累哲学”便哄堂大笑，先生也莞尔一笑。值得寻味的是，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我与先生合作（由我执笔）发表了论文《“类哲学”与人的现代化》，2001年该文又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全文刊载，算是我交了一份颇有心得的作业。
价值的本质是人成为人的追求
在学期间，我们博士生经常在先生家中进行学术讨论会，当时还有我们尊之为“四大金刚”的师兄们参加，这使我获益匪浅。先生认为学问不在远方，就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因而他经常在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一些似乎非常生活化的话题，然后不断地抽象为哲学问题，继而深入思考与讨论，半年一载后他和我的师兄们就会在《哲学研究》等重要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先生常常把这一过程称为“笨想”的过程。对这一“思想还原与原创”过程的参与是我攻读博士期间获得最重要收获的来源之一。
以“价值”研究为例，先生认为以往的价值研究没有抓住根本，相应刊载的论文多是“假问题”。先生以“价值是什么”、“价值与人到底有何关系”、“人追求价值究竟是在追求什么”的设问开始，要求我们认真读书，共同讨论，然后各人写出论文。不久，先生的论文《价值与人：论价值作为哲学概念的本质》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一下子使我对价值问题解了惑，也使我深刻地感受了一次思想“原创”的历程。先生关于“价值与人”的经典表述是：价值属于人对自身本质的追求，人的最高追求就是成为人，人在哪儿存在价值也就指向哪儿，人对人既是一个最高和最根本的价值目标又是最高和最根本的价值尺度，实现“类本质”是价值追求的最高目标。
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先生给哲学硕士生讲的课，我也去听了。课程主要讲述的是先生用了七年时间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在课堂上，先生把哲学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论坛哲学，是由哲学家写文章给哲学家们看的；二是讲坛哲学，是哲学教师讲给学生听的；三是人生哲学，是大家在生活中用的。先生指出，中国讲坛哲学（教科书哲学）的“体系”是苏式的、教条的、僵化的，它不过是一批前苏联学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制定出来的。因而先生特别强调：要彻底破除前苏联教科书的传统模式，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即重新理解全部哲学及其历史发展。
先生曾因对苏联学者通行的教条式僵化观点的批评而被划为“思想右倾”，并被取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格，而改教西方哲学史。先生说这对他是“因祸得福”，使他有机会夯实西方哲学史基础，编辑出版《欧洲哲学史》，并能更好地从西方哲学史发展的逻辑中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先生以马克思提出的“实践”理论为基点去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在先生看来是“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变化，而“实践观”既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唯物的”，应该是对“唯心与唯物的超越”。用先生的原话来说即是：“实践观点既超越了抽象的自然观点，又超越了抽象的人本观点，它是二者在合理形式中的具体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也不能被容纳于传统的唯物论与唯心论派别对立的模式，既不能从唯心论观点去理解它，也不能从唯物论观点去理解它，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秘密，变革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对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超越。”
为了加深理解，我画出了一张新教材哲学体系的逻辑图，在讨论课时画到了黑板上，受到了先生的肯定。这一肯定反过来又激励了我更有兴趣地去钻研，去“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人类哲学思想发源的东方摇篮是《周易》
在长春求学期间，我写了文章总是要请先生看一看，于是经常能聆听到先生有关于如何写作哲学论文的教诲。先生十分注重哲学论文语言的质朴性，十分看重中国的语言有许多优于西方语言的地方。他要求我不要学“洋泾浜”式的语言来写作论文，而要学中国古代哲学大家散文式的语言写学术文章。
先生对中国语言表达方式的肯定，自然也就会谈及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先生认为，“人类哲学思想发源的东方摇篮是《周易》”，“如果认定《周易》为周文王所作，那么中国哲学的产生至少要早过西方哲学400年。”而且，《易经》讲“道”，充满着东方辩证法思想。如果说西方的“逻各斯”更偏重于理性与思想的分析性，进而演化出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那么中国的“道”则更偏重于悟性与思想的综合性，进而形成了中国哲学的天地人一体的，包含有“阴阳、亁坤、有无、健顺、刚柔”等独特范畴的自然与人伦辩证法。
哲学是人之为人的自觉意识
博士论文的写作是我攻博期间最有收获的阶段。精神劳动很奇怪，往往在书桌前苦思冥想而没有成效。有时去南校区图书馆借书，在回来的路上突然会思如泉涌。但理，把种种灵感写下来，演绎成哲学的命题却还要经历许多艰苦的精神历程。
先生对博士生的论文写作倾注莫大的精力与心血。有一次我问先生，下半年要忙什么？先生不假思索地说，要指导完成两篇博士论文。也就是说，两篇博士论文是他半年内最主要的工作。
当我把博士论文草稿交给先生后，先生对论文的修改之认真令我无比感佩。记得我去取草稿的那天是酷暑难耐之日，正在里屋挥汗工作的先生，把我叫了进去，然后他居然自己坐到旁边的凳子上，让我坐到了他坐的靠背转椅上。我顿感受宠若惊，坐上这张“哲学家”的“宝座”，平时多话的我却一下变得很腼腆起来。先生温和地问了我一些问题，就把他认真批改过的稿子给了我。我翻了一遍，文章里断断续续的批语足足有二千多字！
先生在批注中强调，“哲学是人之为人的自觉意识”，哲学使人从“生命”本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现代化在于促使“人”走向自觉的“人格塑造”；“类价值”的提法很好，它给了人一个完整人的价值尺度，人应该全面去占有人的全面本质，而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阶段本质; “独立人格”值得进一步挖掘其涵义，一个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的人并不表明人格独立，这等于把自己定局于个体生命本能之中；“人格”恰恰在于超出生命本质、表现为对生命活动的“主宰”……。这些批注使我对哲学及其与人格的相关性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现在每每读来，总觉导师亲切慈祥的音容笑貌犹在面前，导师悟重心长的恳切教导仍萦绕耳际，甚至连坐在先生“宝座”上的那种受宠若惊与腼腆之感还弥留在心中。
哲学帮助人从非人走向人
在我快读完博士前的一次讨论会上，我总结了先生在治学的“五个阶梯”，表示要带回浙大为之弘扬。没想到我的发言当场受到了张维久老师的赞扬和先生的肯定。这五个阶梯是：
“在原点处思考”：哲学是批判性的理论，它的起点必须是现象世界的“原点”。例如先生把哲学的主题锁定在“人”这一原点上，展开了一系列“人是哲学的奥秘”的对哲学的独特解读。
“在范畴中把握”：哲学思维与日常思维的根本区别是哲学思维是一种“范畴思维”，它“可以引导人进入事物内在无形的世界，为人开辟直观无法确定到的另种天地”（先生语）。范畴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里程碑”，人类社会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说到底是“范畴”的发展。例如先生在 “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实践论哲学”的发展逻辑顺序之后，用“类哲学”范畴揭示人类的“类性”，以区别传统哲学观照人的“种性”立场，全面反思全球化时代的人的本性，体现出一种深刻的范畴思维。
“在问题中展开”：好的哲学总是在时代的真问题中展开自身。例如先生经常指出许多哲学文章研究的是“假问题”，比如谈真理、谈价值、谈发展、谈世界大多都未能从真正的人的自身问题中去展开。先生批评谈真理只把目光盯在科学认知真理上面，或仅限于从认识论去谈真理，而真理的“人性本质”和真理的价值论维度被忽视了，为此他写了《突破真理论的传统狭隘视界》一文发表在《哲学研究》上以纠正这种倾向。
“在诗化中表达”：哲学是思，哲学也是诗。例如先生的文风总是追求质朴、简洁、句短、意深。先生用理论直觉思考，用生命体悟写作，他的哲学是诗化的。
“在境界中升华”：有境界是哲学的内在要求，如果学哲学不在境界中升华，那么他的哲学只是一堆死的“知识”而已，他的思想也只是他人思想的“跑马场”。先生经常强调，境界是一种精神高度，哲学境界是要人长出“灵眼”。哲学是人学，学哲学首先学做人，哲学的发展就是从非人走向人、从追求虚幻的人走向活生生的现实人、从抽象化的片面的人走向全面具体的人、最后完成“类本质”理论的发展过程。因此，在先生看来学哲学本身就是自觉提升人的境界过程，就是“从非人走向人的过程”。
“学好了哲学，干什么都行!
在一次博士学位授予典礼后，我陪同先生回家。在快到新华路的转弯口时，我与先生聊起了读完博士回去后的工作打算。
先生平时言语不多，一般总是要等我们学生说完了所有想说的之后，沉默少许时间再表示看法。曾有师兄弟告诉我，先生的少许时间的沉默往往让他们心理发怵，并会发现自己已经说过的东西的许多错误。出我意料先生听完我关于今后打算的话后，立即送了我一句掷地有声使我终生难忘的话：“学好了哲学，干什么都行!”正当我细细品味先生这句话的深刻涵义时，先生又作了补充性解释。他说，哲学说到底是对一个人的思想方式的培养与训练，是对一个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塑造，是帮助一个人更好地去“观”世界。如果说世界观说到底就是学会如何正确地去“观”世界，那么“一个人学好了哲学，能正确地 ‘观’世界了，至于他干什么，就不是很重要的了。”
先生对“哲学与人生”的理解常常有独到之见。先生从小随父亲统率的一支抗日队伍经苏联境内辗转到新疆，抗战胜利后又随家迁至兰州和沈阳，十六七岁时为养家活口做过苦工、摆过小摊。1948年先生考入吉林大学的前身东北行政学院，1950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逻辑学研究生，1952年回母校任教。80年代起先生因丰硕成果有了名气，成为了国家遴选的首批博士生导师，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组成员，还曾兼任过吉林大学副校长等职。坎坷与起伏的一生给了先生领悟哲学的独特生命体验，也给了他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生命动力。
2003年底我访问哈佛一年半后回国，想对自己的研究与工作重新作个定位而再次请教先生，他认真地告诫我学术研究要“慢慢来”，仍然坚持那句质朴而深邃的话：“学好了哲学，干什么都行!”
先生平静地走了，但他的教诲、他的人格魅力永在我心中。
余潇枫
写于2005年6月3日
求是园石流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