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马克思哲学的过程中，方法论是一个重要方面，它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并以理论的方式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人们的普遍共识是，没有好的方法，就很难形成好的理论。马克思毕生以理论的方式发现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和真理，以实现人类解放。他的理论成就举世瞩目。而他的伟大成就很重要的方面可以说是得益于采用了正确的方法。他的方法概括起来说就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个想法在他早年给朋友的信中就做出了明确表达，他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这种通过批判旧世界来发现新世界的方法成为马克思后来哲学研究普遍遵循的思维原则。在他的一些重要著作中，都采用这种批判方法：如，马克思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然后还有《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神圣家族》的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副标题是“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马克思正是运用这种批判方法，通过对旧世界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为人类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未来理想。
就本文的主题而言，要想全面阐释马克思批判方法的具体内涵，需要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什么是世界，即世界之谓世界或世界观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必须讨论，是因为世界本身是批判的对象，而且还有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变化，所以不搞清楚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就无法对它进行批判活动，即讨论方法论问题离不开世界观问题。二是何谓批判，即批判之谓批判或理论思维的工作方式。这里讨论的是哲学上的批判方法究竟意味着什么、世界与理论的关系、即对世界进行理论批判活动何以可能等问题。显然，这些问题都是题中应有之意。基于此，人们普遍认为，批判活动是理论思维的工作方式。三是如何才能发现新世界，这里一方面需要讨论以理论的方式来表述世界时，其中要涉及到哪些要素，另一方面需要讨论如何在批判活动中去发现这些要素的新内涵，由此才能确定是否发现了新世界。总之，本文希望结合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对这三个方面问题做一些粗浅分析，以展示马克思批判方法的内涵和实质。
一、世界之谓世界或世界观
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是旧世界，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分析什么是世界，以及世界为什么会有新旧之分。这实质上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在这里，讨论世界观问题是为方法论服务的，方法论离不开世界观，也就是说，如果不首先搞清楚批判的对象是什么，就无法对对象进行批判。所以马克思的批判方法不能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方法论问题，其中必然含摄着世界观问题。
世界之所以被区分为新的和旧的，说明世界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变化发展的。这是人们所熟知的道理。但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世界为什么能够变化发展？它的发展动力是什么？它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以及它是否有自己的最终目的？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世界可能就无所谓新旧之别了。
世界有新旧之别，说明世界是变化发展的，并经历着一个自身的发展过程，我们常常把这个发展过程描述成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既然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那么任何一个现存的世界都将向一个更高级、更复杂的世界发展或跃迁，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现存的世界都可能成为旧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新世界和旧世界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是同一个世界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已。
过去我们在哲学原理教科书中把整个世界理解为由三个部分组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那个时候，我们是按照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来理解世界观，以为整个世界包含了三个部分，所以它的范围比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部分都要大，因而它的规律也就最普遍，可以运用到其中任何一个部分中去。所以才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规律在人类历史领域的具体运用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显然不符合辩证法精神。按照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并都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所以在世界观问题上就必须把这三个部分理解为在同一个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也就是，自然界属于世界的低级发展阶段，人类社会则属于世界的高级发展阶段，当然，人类社会本身也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至于思维是否是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这是有不同看法的。黑格尔认为思维、精神构成世界的独立发展阶段，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绝对精神，所以它的发展终点也要回归于绝对精神，哲学精神是异化的宇宙精神。[2]但马克思不认为思维、精神是世界发展的独立阶段，思维、精神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已。世界发展的目的或使命是人向自身本质复归，向自身本质复归之后，人和物都能按照它们自身本质状态去存在和发展，而这一使命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得到完成。
如果按照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理解世界，把世界理解为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那么就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世界的发展动力是什么？世界的发展目的和使命是什么？
对于世界的发展动力和使命问题应该从各种生命现象中得到领会。根据人自身的成长经验，身体的成长需要吸收各种外部营养（食物、阳光、水分等等）；思维的成长需要不断地学习各种知识；心理和意志的成长需要经历生活中各种事件的磨砺；等等。我们知道，各种营养的吸收、知识的学习和生活事件的磨砺，必须内化为每个人自身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外部的东西才能对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真正起作用；反之，各种营养没有得到消化，各种知识没有学懂，没有内化为我们的思维能力，各种生活事件没有使我们产生触动、领会或思考，那么这些外部的内容就不会对我们的成长产生任何作用。德国哲学家谢林较早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进行了哲学思考。按照他的想法，食物、阳光、水、各种书本里的知识，只有内化为人的内部有机生命或精神，才能具有生命力。因而这些外部的东西才能真正促使一个人的成长。这样一来，探讨事物的发展动力问题就必须进入事物的内部，在事物的内部去寻找事物的发展动力。比如一个人，他为什么需要外部的东西？而且为什么能够把外部的东西消化为自己的东西？在吸收和消化外部东西过程中都有哪些力量在起作用？这些问题都只能从事物内部寻找根据。
费希特谢林认为，自我的本质是“活动”，不活动的东西就不是自我。而能活动的自我必然在自身内部产生对立面，这就是说，自我一活动就必然出现对立面。这也是生命的本质特征。黑格尔在评价谢林哲学时认为：“对立的真正和解在于达到这样一个见解，……对立的东西是同一的，而永恒的生命即是永恒地产生对立并且永恒地调节对立的生命。”[3]这就是说，生命的发展动力来自它自身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表现为生命以对立的方式推动自身发展。但是唯心主义只是从形式上说明了自我的思维活动及其对立面的形成，与此相反，马克思则是从感性和感性活动角度来理解事物的对立统一。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其整个哲学的批判》一文中，曾充分地证明了抽象的自我意识的虚假性，因为它没有自己的外部对象，所以“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4]马克思认为一个现实的感性的存在物都要有自己的对象，所以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而且人的感性活动也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那么，强调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性的活动，其意义何在？
这些概念的深刻内涵在于说明人及其世界为什么是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变化发展的。就人而言，人吸收了对象的内容，这在表面上看是出于生存的需要，但实质上是为了满足自己本质的需要。这就是说，自从谢林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事物的本质都只能在它的对立面中得到反映或得到规定。这个涵义是与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非经过不知难”这些俗语的意思是一致的。一般而言，人从外部吸收进来的东西是与自己原有的东西是有差异的，因而是对立的。比如，人通过学习活动吸收书本上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丰富，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学习什么样的知识对自己的提高有帮助呢？就是去学习那些与自己原有知识差别大的知识，怎样才能知道其中的差异大小呢？这就是从学习的难度大小来证明。难度越大，说明差异越大；差异越大，对自己的提高帮助就越大。这是因为发展和提高是通过综合活动来实现的。综合活动就是自我吸收并消化外来的内容，使这些外来的内容变成自己的内容。所以发展提高的幅度取决于外来内容与自身原有内容的差异程度。这种自身本质与外部对象之间的差异就是一种对立，因为你感觉到了难度。如果没有任何难度，也就没有对立，那么也就不会有所发展。既然发展是通过综合那些有差异的外部对象的内容来实现的，那么人就是由对立面所规定的，而发展就意味着人自身的原有内容被外来的有差异的新内容所否定。所以否定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环节，否定性是事物自身内容发展的主要特征。而这种否定性的发展之所以只能在实践基础上才能实现，这是因为一切对象中的内容即一切直接知识，只能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有效吸收，书本知识毕竟是间接知识。
但是，如果人的包括思想在内的全部身心内容都是由对象的内容或对立面的内容所规定，那么人与对象之间岂不是没有任何差异了吗。比如，人吃了面包就变成了面包，吃了苹果就变成了苹果，苹果吸收了阳光就变成了太阳，等等，这显然与生活常识严重不符。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个性本质，不论它吸收了何种对象的内容，它都不会变成它的对象。事物总是有意识无意识地保持自己个性本质，有理性的存在者会自觉地保持自身本质，无理性的存在者会本能地保持自己的本性。事物能够保持自己本性这方面的共性就被称为“同一性”原则。事物的同一性原则也是一种顽强的力量，是一种在事物自身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自我的一种力量。如果没有这种力量，事物在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时就难以保持自身。黑格尔认为这种同一性力量是一种“魔力”，是精神力量的表现。他说：“精神只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其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精神是这样的力量，不是因为它作为肯定的东西对否定的东西根本不加理睬，犹如我们平常对某种否定的东西只说这是虚无的或虚假的就算了事而随即转身他向不再闻问的那样，相反，精神所以是这种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精神在否定的东西那里停留，这就是一种魔力，这种魔力就把否定的东西转化为存在。”[5]有了这种同一性力量，某事物才能成为某物，才能赢得它的真实性。
事物的发展力量或否定性力量与同一性力量合在一起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了解了对立统一规律之后，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世界一般发展过程。
从宏观上说，世界发展到人类历史，就进入到了它的高级阶段，人类历史比单纯的自然演化史的不同之处在于，世界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来实现自身发展。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介之下，世界才进入到了它的高级阶段。人生活在世界之中，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把世界的内容内化为自己的本质力量，即人的本质力量不是人自己的主观力量，而是世界的内容对象化的产物，因而它是一种对象性的力量。人在实践过程中把自己的对象性力量又外化为对象性的存在，使世界发生改变，因而这种改变不能理解为人依靠自己的主观意志所实现的改变，而应理解为世界自身的改变，是世界以人为中介所实现的改变，所以人不是世界的主体，而是世界自身发展的对象性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也是世界的发展过程。因此，马克思强调说：“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6]从这种宏观的历史过程来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整个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而已。而世界之所以要经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其目的就是要把自身本质现实出来。如果把各种特殊事物都看成是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那就意味着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本质，而各种特殊事物之间之所以存在差异，不是因为它们各自有不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对同一个本质的实现程度不同，并且根据各个事物对世界本质的实现程度不同，才表现出各自的特殊性，或者根据各个事物对世界本质的实现程度不同，才表现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差别。比如，人体和猴体似乎有很大差异性，但马克思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7]总之，正是因为整个世界有了共同的本质，世界才能有“对立统一”的普遍规律。
二、批判之谓批判或理论思维的工作方式
只有明确了世界观的基本内涵，理论思维才能明确自己的方向。在人类历史中，如果说世界的发展是以人为中介才得以实现，而理论思维又是人这个中介的重要方面，那么理论思维必然是世界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近代唯心主义把思维看成是世界的基础，[8]因为它们把世界本质理解为绝对理性；马克思则把思维看成实践活动中的要素，因而实践才具有“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意义”，[9]实践才是现实世界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海德格尔认为解释世界（思维活动）本身就具有改变世界的作用。[10]这些看法都强调了思维的重要作用，把思维看成是世界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环节。然而，思维是以何种方式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呢？
西方哲学在它的长期发展中，曾把理论上的抽象、分析、辩论等工作统称为思维批判活动。对于这种思维批判活动马克思给予充分承认，他不仅在自己的一些重要著作中都采用了这种批判方法，而且他也把这种理论思维的批判活动看成人们生活中不能或缺的重要方式。如，他在想象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生活方式时曾提到过，上午捕鱼、下午打猎、傍晚放牧、晚上从事批判。显然，批判作为一种理论活动，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是与捕鱼、打猎、放牧这些生活方式相并列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他还批评了当时那些社会主义者们的主要缺点就是缺少理论批判活动，他说：“然而社会主义的原则，整个说来，仍然只是涉及到真正人类实质的实际存在的这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同样地注意另一方面，即人的理论生活，因而应当把宗教、科学等等当作我们批判的对象。”[11]鉴于此，他才提出“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意味着批判活动是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环节。而批判不仅是理论上的活动，而且更重要是实践活动，马克思曾强调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实践的批判活动仍然要以理论的批判为前提，正如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实践。但是理论的批判对象依然是理论，马克思希望把宗教和科学等等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这意味着世界的发展首先需要理论上的创新发展，通过对代表旧世界观的各种理论进行批判来发现新世界观，在新世界观的指导下，才能有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从他的毕生工作来看，也主要在从事理论的批判工作。他通过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来实现哲学变革；通过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来实现政治经济学变革；通过批判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或各式各样“粗陋的共产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理论变革。显然，这些理论变革作为新世界观，它们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先导。然而，马克思是怎样进行理论思维的批判工作呢？
马克思的批判工作一方面是分析已有理论自身的局限性或逻辑矛盾，这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另一方面是解决问题，以确立新的世界观。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重点研究已有理论逻辑矛盾产生的根源。按照理论自身的逻辑推演过程，导致逻辑矛盾的根源通常在于理论思维的前提，一种理论思维的前提是一个理论体系得以确立的基础，如果发现一种理论思维前提具有虚假性，那么代表旧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也就难以确立。所以理论思维批判工作的重点就变成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而发现新世界观的重点也就在于确立新的理论思维前提。马克思正是按照这种思路去从事他的批判工作。
马克思在哲学的批判中首先指出以往哲学的局限性，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唯心主义的优点是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其缺点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因为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所以马克思提出以感性活动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即对对象、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12]马克思的感性活动观点不仅为马克思哲学奠定了新的理论思维前提，而且也为他的政治经济学变革奠定了新的思维方向。他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同样采用了这种批判方式。他在揭露原有理论体系自身矛盾时说：“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大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13]对国民经济学自身矛盾的揭露，就为理论创新找到突破点。国民经济学产生上述矛盾的根源在于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终原因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资本家的利益即私有财产的本质却没有做出阐释。与此相反，马克思正是从分析私有财产的劳动本质以及商品价值的劳动本质入手，才确立了以劳动为主题、以新的价值观为基础的新的理论思维前提，并在这种理论前提下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哲学在理论思维前提上是一致的，因而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也是一致的，这就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马克思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和那些粗陋的共产主义思想时认为，他们要么僵化地套用别人的现成公式，像蒲鲁东那样机械地套用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要么缺少理论分析，缺乏对人的本性的深刻认识，只是在一些粗陋的理解认识基础上做一些个别的共产主义实验工作，而没有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工作。基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论，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只能通过劳动来实现，人的解放必须以劳动解放为前提，等等。这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如果没有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前提，就难以获得正确理解。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来看，理论的批判活动是理论创新的主要途径，但是为什么对已有理论的批判就同时意味着对旧世界的批判呢？也就是如何理解思维与存在、逻辑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呢？
恩格斯认为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他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14]这一方面是说，理论思维有自己独立的发展过程，不然就不能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了；另一方面，思维的发展是历史的产物，这意味着思维不是超然于社会历史之外的一种绝对存在，因而思维的独立发展过程不像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所理解的那样，历史是绝对理念自身运动所展开的历史，与此相反，思维是以概念和逻辑的形式反映着现实的历史过程，只是因为现实的历史按照某种规律运动，因而，思维的历史是现实的历史过程的逻辑展开。这就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
我们在讨论世界观时，曾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包括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精神哲学，在他那里，精神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发展过程，而且是世界实现的最高形式。因为他把精神看成是世界的本质，因而世界在实现它自身本质的过程中，就必然在它的最高阶段出现一个向思维本身复归的过程，所以精神史、哲学史就成为世界本质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是把思维看成世界发展过程的本质环节，正如认识是实践的环节，而实践也是世界本身发展的环节一样，人类的认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环节。世界是在人的思维的中介下实现自我发展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 “意识则是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15]没有理性和意识，世界将变得盲目发展。
世界中有理性，并在理性的中介下实现发展，但这并不妨碍理论思维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历史。思维的历史是人的一些先天机能促成的，比如，学习的机能和认识的机能等。恩格斯把理论思维看成人的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经过后天的学习培养就会形成一种获得性遗传，会使个体思维获得巨大的历史感。另一方面，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随着历史的发展进步，都是在更高的水平上认识世界。每个时代的最高认识成果都是这个时代的本质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世纪都有自己的原理，“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精华。”[16]这些认识成果经过学习、通过获得性遗传，而形成认识的历史。认识的历史就是一种思想内容的逻辑或辩证逻辑。列宁在研究黑格尔逻辑学时，也形成了同样的结论：“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17]
既然理论思维的历史有自身发展逻辑，那么思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存在的历史规律是否一致呢？就是说，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能否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规律呢？恩格斯认为：“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18]这一发现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以发现该时代的现实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为己任，并以能够用一种终极的理论视野、最高的理论眼光去洞察世界的深层奥秘为自豪。理论思维努力趋于现实世界，并力争与现实世界保持一致，这是科学精神的表现，是理论思维的本能。经过客观的评估，我们就会发现，任何时代的最高理论成就或“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那个时代的现实本质和规律的反映，即达到世界观认识。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这说明我们的主观思维达到了世界观认识的高度。客观世界与世界观的差别仅仅在于，在客观世界中，“偶然性发挥着作用，而在辨证的思维中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这种偶然性融合在必然性中。”[19]这就是说世界观作为一种理论形式，它排除偶然性因素而直接反应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说，对旧世界观的批判就同时意味着对旧世界的批判。
如果说任何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有其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那么任何时代的理论思维都以某种世界观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看，对理论思维的前提进行批判就是对这种理论思维所立足的世界观进行批判。如，笛卡尔以“我思”为基础所建立的唯心主义哲学，他的世界观就是把人的抽象思维看成世界的本质，或者把人的抽象思维理解为认识世界和构造世界的基础；洛克以“感觉”或“直觉”为基础所建立的感觉论的经验论，他的世界观就是承认客观世界的优先地位；黑格尔在绝对理念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客观唯心主义，他的世界观就是承认绝对理念是世界的本质，整个现实世界无非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展开；费尔巴哈在直观的自然人基础上所建立的与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他的世界观只不过是反对神学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等等。如果说哲学的发展史是通过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来实现的，那么哲学史就是世界观的认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正是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等等的世界观批判基础上，才发现了自己的新世界观，完成了现代哲学革命。
三、如何从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是理论思维创新发展的基本方式，也是人们发现新世界的基本方式。但是，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如何去发现新世界呢？发现新世界首先是发现新的世界观，发现新的世界观是一个理论任务，发现新世界观的理论任务只能从批判旧世界观中去完成。而这一理论任务之所以要通过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来完成，是因为理论思维的前提无非就是世界观。一种世界观作为对特定发展阶段的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它奠定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理论思维的基本前提。但是由于现实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在发展中，世界本质得到了进一步实现，所以旧的世界观与新的现实之间就必然存在不相适应之处，所以就需要确立新世界观，以确立新的理论思维的前提。确立新世界观当然离不开新发现的事实材料，但是确立新世界观的理论任务首先离不开批判旧世界观，一方面，用于发现新世界观的理论思维是旧世界观的理论成就，没有历史成就的理论思维无法完成发现新世界观的理论任务；另一方面，批判的对象没有发生改变，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封建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同一个世界，只是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些性质上的变化而表现为不同发展阶段。所以理论思维在认识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候需要新旧对比，新思维与旧思维的对比是理解新思维的必要前提，这是思维规律的基本要求，不然人们就不知道新思维新在哪里了。通过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所形成的理论思维的历史就是世界观的发展史，世界观的发展史与现实世界的发展史应该基本一致，因为世界观的理论任务无非是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思维对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又取决于世界对自身本质的实现程度。没有超出自己时代的理论思维。所以如何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何进行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仍然需要回到世界观的讨论中。
前面说到，世界是一个自身发展过程，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是世界这个同一个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马克思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20]这意味着马克思把整个世界——既包含自然界又包括人类历史——都看成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因而在这个自然史的过程中，既然有其现实的部分，那么就可能有其潜在部分。如果说人类史是自然史的现实部分，那么自然史的潜在部分是什么呢？是单纯的自然演化过程？这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既然人是从自然界中产生出来的，那么人与自然界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共同的本质，如果二者没有共同的本质，它们就不会隶属于同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们从世界自身发展动力的角度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世界发展的动力在于世界自身内部的矛盾性，这个矛盾性就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对立统一。而同一性就是保持自身本质在自己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不变的力量。由此可见，世界必定有着某种共同的本质。如果世界没有共同的本质，那么世界就不会遵循着某种普遍规律去发展，世界就会成为一个漫无目的的过程，也无法区分哪个是低级阶段、哪个是高级阶段，而人可能也无法在自然界中生存。
世界作为一个过程之区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是由世界本质的自身实现造成的。世界发展的目的和使命在于实现其自身本质。中国古人讲“天命之谓性”，又讲人生目的在于“各正（证）性命”。这是说，每个人的秉性都是世界本质的不同表现，每个人用自己的整个生命过程，从不同角度展示着世界的共同本质。这才有人生五十知天命的说法。其实，动植物都以自己的方式展示着世界本质的发展过程，比如植物从种子开始到最后成熟的果实，这一过程较为直观地展示了世界的发展过程。植物生长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种子里的本质规定，它的根、茎、叶、花朵、果实、以及果实的从小到大、从不成熟到成熟，都是种子中的本质规定的不同表现形式或实现形式，待到把自己的本质全部实现出来之后，果实就自动瓜熟蒂落，这是宣告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整个世界发展也是如此，它有纯粹的自然演化的低级阶段，也有由有意识的人类所实现的高级发展阶段。自然演化过程之所以是低级阶段是因为世界本质的实现程度较简单贫乏，而高级阶段意味着世界本质的实现程度复杂丰富。那么，世界是否像植物那样有一个自己的完成阶段呢，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承认这一点，黑格尔认为世界的完成形式是向绝对理念回归，是通过他的逻辑学方式实现的；马克思则认为世界的完成形式是向人的自身本质复归，表现为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一历史使命的实现是在人类历史中完成的。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21]这即是说，共产主义既是人类历史的完成形式，也是整个世界或整个自然史的完成形式。如果说共产主义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那么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必然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这种人的存在状态就是世界本质的全面实现，这说明世界本身的目的和使命已经实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完成不是停止，而是人能够按照自身本质的状态去生活。
由于世界有自己的本质，并为实现自己的本质而展开一个有规律的过程，所以世界才成为一个有自身本质和规律的客观存在。既然世界有自己的本质和规律，那么如何运用理论思维去把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就成为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对此，马克思做出了具体解释。他说在思维中把握客观世界的基本方法可以概括为“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过程。在这一思维过程中包含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两个方面。研究过程是在充分占有各种材料的基础上，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而叙述过程是把各个思维规定按照一定的逻辑重新组织起来，以达到在思维中再现具体。[22]这里的重点是研究过程，其中涉及分析和抽象两种思维方式。所谓分析就是把一个整体事物要素化，即对事物整体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做出思维规定，从而把一个混沌的表象具体转化为不同的简单的思维规定。但仅仅完成要素化的分析活动还不能完成研究工作，还需要思维的抽象活动。思维的抽象活动是对一个混沌表象整体进行抽象，去除各种偶然性和杂多性，使之变得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至达到最简单的规定，马克思把这个最简单的规定称之为“最一般的抽象”，[23]这个“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24]在这个意义上，最一般的抽象就是对事物本质的总体性反映，它决定着事物的出发点和发展方向。这个对事物总体性反映是整个认识活动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工作。只有经过分析和抽象的思维活动，才能使我们全面描述一个事物的整体，以达到在思维中再现具体内容。
既然把握世界本质和规律的思维要素包括最一般的抽象及其诸多思维规定，那么我们在批判旧世界和发现新世界的时候，就应该从这些思维要素入手去批判其不合理性，并在现实的新材料中去发现这些要素的新内涵。这是世界自身发展的要求，世界总是不断地把自身本质实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的理论思维不断更新我们的认识。哲学史上出现的哲学体系更迭也正说明了这一点。比如笛卡尔试图以“我思”为基础来说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但由于我思的主观片面性的缺点，他没能完成这一理论任务，最终导致二元论。这才出现斯宾诺萨一元论的精神实体，不仅精神世界的本质是神，而且整个自然界的本质也是神。但由于他的神缺少能动性，所以难以把整个世界连接为一体。费希特虽然发挥了“自我”的能动性，但他与笛卡尔有着共同的局限性。只是到了黑格尔，他吸收了以往形而上学的经验教训，把斯宾诺萨与费希特的自我结合起来，去阐释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他认为整个世界的本质是绝对理性，这个绝对理性在自然界中表现为“玩冥的理性”，只有发展到人这个有理性的存在者这里，也就是，只有到了笛卡尔这里，才以哲学的方式让世界回到自己的真正基础之上：理性思维。[25]所以黑格尔以人的纯粹自我意识来表达和实现绝对理性的自我实现过程。这样，他第一次把整个世界普遍地联系起来。
近代唯心论的发展史可以看成是世界观的发展史，是通过单纯的理论批判活动使世界观理论得到不断完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不仅有理论上的批判，而且还要回到现实社会和国家生活中去加以批判。马克思年轻时在给朋友的信中还带着唯心主义的色彩说道：“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而理性形而上学的现实形式就是国家，国家把自认为是世界的理性确立为自己的使命和理想，君主以世界真理的化身来构建国家。所以国家“它到处意味着理性已经实现。但同时它又到处陷入理想的使命和各种现实的前提的矛盾中。”“所以从政治国家自身的这个冲突中到处都可以引出社会的真理。”[26]从这里可以看到，国家总是以特定世界观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或意识形态基础，在这种世界观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国体和政治法律制度，使理性变成现实。但是人类社会却是不断发展着的，这种变化意味着世界有新的本质被实现出来，所以原来所形成的世界观与新的变化了的世界之间必然不相一致，这种不相一致具体表现在国家自身的理想使命与各种现实前提的矛盾冲突。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回到现实生活中、回到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去探索新的世界观，即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引出新的社会真理。
新的世界观或新的社会真理并不意味着要与原来的世界做出严格区分，而是对那些过去没有认识到的世界本质进一步加以认识理解而已。对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既取决于认识对象即世界自身本质的实现程度，又取决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发展水平。马克思认为，全部历史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同时又是认识它的意识的生成运动。马克思说：“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27]这两个运动可以理解为具有同时性或同步性：世界自身本质实现到何种程度，即现实历史发展到何种程度，则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才能达到何种程度。赫拉克利特曾有句名言：自然喜欢躲藏起来。自然躲藏起来意味着自然的本质处于潜在状态，尚未实现出来，对于尚未实现出来的世界本质，人们是无法认识它的。所以不存在超出自己时代的思想。正如“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28]就世界观而言，每个时代必然有其特殊理解和认识。比如世界在它的自然界发展阶段里，自然科学研究发现自然界是依靠它自己的自然力推动它的进化或演化，于是便形成自然本体论的世界观；而世界发展到人类社会阶段，世界的发展就主要依靠人的力量来推动，自然力成为人力的从属力量，于是便形成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世界观；当然，对人类历史不同阶段的认识也不一样，封建主义时代人们认为是依靠地主阶级的力量推动世界发展，因为其他人都只能依靠地主阶级才能生存；而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认为是依靠资本的力量才获得发展；等等。这些认识都是特定时代、特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世界观，这些世界观就它们所处的特定时代而言，可以说是有其自身合理性的，因为世界本身在它的生成和发展的不同阶段里都有不同的特殊本质表现，马克思把这种特殊本质比喻为“普照光”，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成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29]这就是说，这种特殊本质作为普照光决定着它所在的时代的其他一切事物，于是对这种特殊本质的认识，就是特定时代的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世界观必将随着世界自身的不断发展而有所新的变化。
以往世界观理论的局限性不在于人们对于世界本身认识上的片面性。在特定历史阶段里，对于世界产生这种片面性认识，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世界本身处在一种片面的发展阶段，对于片面的世界形成片面的认识，这正是世界本身片面性的表现；另一方面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是来自于后一代人所做的评价，只是对于后一代人来说，这种认识才是片面的。一般说来，在某个时代所形成的所谓片面认识，对于那个时代来说，都有其合理性，只是这种世界观在与现实前提发生矛盾的时候，才显现它的不合理性。那么以往世界观理论的局限性是什么呢？主要在于人们把这种特殊世界观凝固化了。当人们僵化地对待某种特殊的世界观时，即把它看成永恒真理时，也就阻止了探索真理的脚步。这种僵化的认识论态度与世界本身的发展之间是相矛盾的。马克思一方面批判了这种僵化静止的形而上学观点，另一方面他发现了以劳动为主题的新的世界观理论。在他看来，世界既不是依靠单纯地自然力去发展，也不是依靠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去推动发展，而是依靠物质生产劳动来实现发展，物质生产劳动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之所以能形成这种世界观，是因为世界在他的时代里即资本主义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时代里，劳动已经扬弃了以往各种特殊劳动形式而达到了它的一般劳动形式，这种一般劳动的具体表现就是社会化大生产，这种劳动形式被马克思看成是劳动的完成形式。而且这种劳动形式已经能够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因而这种劳动形式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
新世界观的形成之所以需要批判旧世界，这是因为世界观作为对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它必须从世界本身的现实历史中获得认识资源和理论证明。如果说世界本身表现为一个过程，那么世界观理论必须从现实历史中获得认识资源，这种认识资源同时就是世界观理论的证明。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正是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中发现了生产劳动对历史发展的根本作用，历史上一切其他现象都是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世界观理论如果脱离了对旧世界的批判考察，就很难使新的世界观得到确立，很难形成一种规律性认识。马克思通过对旧世界的批判，发现人类历史的每个时代都是生产劳动在起着决定性作用，从而提醒人们要重新认识历史，不仅要依靠劳动人民，而且还要尊重劳动人民。所以马克思很有感慨地说：“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问题并不在于从思想上给过去和未来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而且人们最后就会发现，人类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30]
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研究”（L13AZX003）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3]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 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77页。
[4] 同上书，第106页。
[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1页。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10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8]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10] 《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F﹒费迪耶等/辑录，丁耘/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第5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1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1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7、41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17]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19] 同上书，第331页。
[2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2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2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24] 同上。
[25]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 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3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7页。
[2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