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人就开始了对自身的追问，产生诸多关于自我的理解，如人是理性动物，人是政治动物，人是感性存在，人是情感动物等，进而形成各种关于人的理论。仔细分析，不难看出这些关于人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思维方式，即都离开人的现实生活去追究、寻找永恒不变的人的普遍本质。在此意义上，这些人性理论都是抽象人性论。马克思哲学认为，人是生活在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具体地说，人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感性活动的人。这样的人是与以往哲学不同的，真正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去理解实践范畴，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哲学变革的内涵及其意义。

一

“现实的人”表现出来的是各不相同的“具体的人”。 黑格尔对“具体”范畴的内涵给予了逻辑的思辨的阐释：具体是指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事物的自身内容中出现了这样的环节和那样的环节，这种规定性和那种规定性，导致了丰富的“具体”的内容。尽管黑格尔表述的是概念的具体性、思想的具体性，但其内涵是深刻的。

第一，“具体”是不同的规定之统一，是包含多样性于自身之内。任何事物都有着多样的性质，而不是单一的规定性。其中每一个特性都不可少，多样的规定性构成一个整体，每个规定性都是与整体有特定的关联。多样性同时还意味着差异性，因为多样性一定是质的多种不同的规定，这样，质的多样就包含质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是必然的。黑格尔强调，具体是差异规定性的统一，只有“包含有区别在内的具体的东西才是实在的。”马克思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具体”是“不同的规定之统一”思想，他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1]

第二，具体是发展的整体，过程的集合，是在过程中形成的综合和全体。黑格尔认为，行为本质上是一个整体，而整体就是具体，不只行为是具体的，而且潜在，那开始活动的主体，也是具体的，那活动的产物，一如活动和开始活动也同样是具体的。“真正的自由的思想本身就是具体的，而且就是理念；并且就思想的全部普遍性而言，它就是理念或绝对。关于理念或绝对的科学，本质上应是一个体系，因为真理作为具体的，它必定是在自身中展开其自身，而且必定是联系在一起和保持在一起的统一体，换言之，真理就是全体。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各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有可能。”[2]他强调把事物看作一个整体，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事物的本质是具体的统一，在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各种规定性的统一构成了事物的具体的本质。另一方面，事物只有在有机联系和统一中才有其本来的性质、意义和真实面貌，“真正哲学的识见即在于见到：任何事物，一孤立起来看，便显得狭隘而有局限，其所取得的意义与价值即由于它是从属于全体的，并且是理念的一个有机环节。”[3]现象固然是多种多样、各个特殊的，然而在多样性的现象中却贯穿着联系性、统一性、整体性，这就是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只有对事物的一切方面及其复杂联系有个统一的和完整的了解，如实反映事物的“多样性的统一”，才能得到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具体真理。

第三，具体作为“整体”是发展的，是活动着的。“具体”的首要意义就是发展，我们称之为不同的规定之统一的整体事物中的各种规定，作为事物的各个环节并非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事物是静止不动的，僵死的，就不会有各种环节的存在。当我们说“真理只是一个”的时候，恰恰意味着“真理是一个过程”，即从原则到体系的发展过程。从逻辑上看，一个原则即使是真的，如果仅仅停留于当前的存在，就已经是假的了，“因为它仅只是共相或本原或开端”[4]，对它的发展即是否定它，否定它作为开端的抽象性、片面性。然而彻底的否定乃是自否定，即通过原则的自我运动从原则自身中产生出新内容，其结果表现为原则的展开和实现的体系。

从黑格尔对具体性的思辨解释中可以看出，他强调思想的具体性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没有运动发展，就没有真正的具体规定。思想、概念的生命力在于通过自身运动能够获得自身具体内容的规定性，其自身的能动运动是“绝对理念”的客观活动。“绝对理念”统领一切，人也不例外，在绝对理念展开为客观精神的生命活动阶段，才出现了人，人只是绝对精神辩证发展的一个环节。从这一前提出发，黑格尔认为：“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5]人的本质在于精神，人的精神是自由的，这正是人不同于和高于动物的本质，“禽兽没有思想，只有人类才有思想，所以只有人类——而且就因为它是一个有思想的动物——才有自由。”[6]

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黑格尔还肯定了劳动在人的自我形成中的作用。他认为，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一切人之间的生死斗争，人必须在同别人的生死博斗中得到统治对方的权力来肯定他自己。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因而赢得了尊严的人成为主人，失败者便只能为别人所奴役，成为奴隶。前者是“独立的意识”，后者只是为对方而存在的“依赖的意识”。奴隶不是人而是降为物，也就是说，主人是目的，奴隶仅仅是达到实现主人目的的手段。但是，因为主人只让奴隶从事劳动，自己只顾享受劳动果实，事情就发生了相反的转化：主人就成为对奴隶依赖的意识，而奴隶却在劳动的陶冶下重新意识到他自己作为人的力量、本质和尊严，意识到自己独立本性。黑格尔说：“因此正是在劳动里（虽说在劳动里似乎仅仅体现异者的意向），奴隶通过自己再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才意识到他自己固有的意向。”[7]当然，黑格尔对劳动的理解完全是抽象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活动，是精神的样式。在他看来，只有精神、思维才具有最本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只有思维活动和精神的劳动，才是推动一切，创造一切的源泉和基础。至于实际的物质的、感性的劳动，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能动的理性、精神借以实现自身的一种方式而已。所以，黑格尔称劳动为“精神的样式”。

可见，在对人的认识上，尽管黑格尔提出了一些非常可贵的思想，但始终没有跳出抽象思辨的框架。

二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哲学家，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抽象的思辨哲学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一语道破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本质：“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而思辨哲学的秘密则是神学。思辨哲学将普通神学由于畏惧和无知而放到彼岸世界的神圣实体移植到此岸世界中来了，亦即将它现实化了，确定了，实在化了。”[8]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和神学中的上帝一样，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一个“幽灵”。彻底反对思辨哲学，就必须把异化了的人还给人本身，重新确立人在哲学中的地位。因此，费尔巴哈重新把人的本质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的基础之上，“现实的人”是感性的、“类”的存在。

费尔巴哈认为：“人在世界上之最初的出现，只归功于感性的自然界”[9]，完全与动植物一样，人也是一个自然本质。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物，有着自然的需要与机能，人通过自身的生命活动将自然的东西纳入到自身，变成人的一部分，从而也就将自然的本质变成了人的本质。“我所吃的喝的东西是我的第二个自我，是我的另一半，我的本质”。[10]因此，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但是，在动物的类与人的类之间，的确有某种根本的区别：“人的形象不再是一个局限的、有限的形象……它是多种多样的动物的类，但是这个类在人中间不再是作为‘属’，而是作为‘类’而存在的”。[11]即，人的类是一种无限的、普遍的类，“作为类的类”。“作为类的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具有类意识。“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动物固然将个体当作对象，因此它有自我感，但是，它不能将类当作对象，因此它没有那种由知识得来的意识……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来对待的生物，才能够把别的事物或实体各按其本质特性作为对象。所以，动物只有单一的生活——外在生活，而人却具有双重的生活——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人的外在生活，是和物打交道；人的内在生活，是对他的类、他的本质发生关系的生活。人思维，其实就是人跟自己本人交谈、讲话……思维、讲话是真正的类的职能，人本身，既是‘我’，又是‘你’；他就能够将自己假设成别人。”[12]类意识正是“把自己的本质当作对象来看待”的那种意识；类意识使人具有了外在的和内在的双重生活；类意识使人对他的类、他的本质发生了思想关系；只有人能够自言自语，自我咀嚼，把自己假设为别人。那么，人自己意识到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

可见，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是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尽管他看到了人所独有的内在生活。吴晓明在《思入时代的深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一书中写道：“为了谋与抽象理智的对抗，为了谋与思辨推理的对抗，一句话，为了谋与近代形而上学对抗，费尔巴哈诉诸感性，诉诸对象性，对于费尔巴哈来说，同时就意味着诉诸直观，亦即诉诸感性直观和对象性直观（直观的感性和对象性）。”[13]感性直观和对象性直观既是费尔巴哈的功绩，也是费尔巴哈思想的限度。因为，在感性直观和对象性直观方式下，不可能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自然，从而把自然看做是人实践活动的产物。

三

马克思最初也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在自我意识范围内考察人的本质的，人的本质在于人类普遍的理性自由。马克思还以此为出发点去考证现实生活中的人，希望现实生活中的人符合人类普遍理性的要求。但《莱茵报》的工作经历，让马克思逐步认识到，在绝对理性范围内的人的本质与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的本质不是一致的，绝对理性范围内的人的本质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现实社会中的人都是一些站在不同立场上，代表不同等级利益的人。也就是说，现实社会中的人是处在物质利益关系中的人，是不惜一切去捍卫自身物质利益的人。所以，要想把握人的本质，必须跳出黑格尔思想具体性的框架，进入社会现实生活之中，到人的实际生活过程之中去寻找。人的本质不在思想的具体性之中，而是存在于人的实际生活过程中。

人的实际生活过程是历史地展开的，所以，要想全面了解人的实际生活，就要深入到人的生活的历史之中。经过历史学和法学的研究和考证，马克思确证了人的具体规定性、人的内在矛盾就存在于人的实际生活过程之中；确证了在人的实际生活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利益和物质关系，它构成了具体的人的主要内容。用黑格尔的话讲，人的实际生活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并重新对之进行了分析。马克思认为，如今的市民社会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而是一个经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消灭了政治性质的市民社会。它是一个特殊性与普遍性相分裂的私人活动的领域，这一领域的特征是特殊性、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马克思说，国家是抽象的、形式上的普遍性，市民社会是具体的、实质上的特殊性；在市民社会中，实际的欲求和利己主义是驱动市民社会前进的动力，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意味着市民社会成员仅仅成为了利己主义的人；市民社会的人被政治国家夺去了自己的类本质、共同性和普遍性，沦为利己的孤立的个人，他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人的世界就像原子一样完全消融在相互对立的个人世界中。这就是说，市民社会是具体的，它包含着人的各种各样的差别；在市民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利益和由此体现的物质关系；市民社会中的人不具有普遍的一般本性，他们存在于各种关系之中。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具体的人存在于市民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之中。

那么，进一步要分析的就是市民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产生的。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中的主要关系是客观的物质关系，“在这里财产统治人，在现代社会里人控制着财产。”[14]通过艰苦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看到了财产是整个历史（私有制社会）的基础这个历史事实。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黑格尔“异化”、“劳动”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马克思提出，人是类的存在物，类存在物的本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劳动表现为异化劳动，这导致人本质的丧失，所以异化劳动的实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充分肯定了黑格尔作为《精神现象学》最后成果的否定辩证法，这使马克思确立了劳动之为感性活动的原则。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抓住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是他自己劳动的结果。”[15]尽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但在《精神现象学》显示出人的本质不是现成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劳动中生成的。所以，当马克思把黑格尔的抽象精神劳动改造成为与人相关的、在历史中展开的、具有能动性、感性的实践活动时，一句话，当马克思把人性的具体性建立在实践活动的最基本形式——生产劳动之上时，具体的人才真正被建立起来。

四

借助于人，费尔巴哈完成了对宗教、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把宗教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这使马克思意识到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批判才能使宗教批判彻底化，因为真正被异化的是现实的人的生活及其本质。现实的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就是人的活动。于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感性存在的基础上诉诸于感性活动原则——实践来说明。

①感性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与对象的人化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存在，就是一个存在物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全然不是什么“实体”，根本上是活动，是关系。人的存在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意味着人既不是某种唯灵论的存在，也不是抽象的物质实体，人的存在就是对象性活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这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己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就是指它是受动的。”[16]在马克思看来，感性就是人的感性活动，就是人的对象性活动。所以，人是现实的，就是感性的，他既是感性的主体，有感性对象，又是感性的客体，是感性的对象。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主动的又是受动的。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这种对象性的关系是人的对象性活动赋予的。马克思说，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17]感性活动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当现实的人把自己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不仅仅是自我意识的设定和活动（纯粹精神活动），它也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就是对象的人化，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过程。

②感性活动是生命活动与精神活动的同一。感性活动既是人的生命活动，又是人的精神活动，二者是统一的。人的生命活动就是精神活动，人的精神活动也就是生命活动，二者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感性活动意味着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识的对象，“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精神界”，“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18]正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意识意味着人把自己的类生活（生命活动）当作对象，这就是类意识、自我意识、劳动意识。属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活动就是劳动，它是这样的一种生命活动：在其中，意识支配着、渗透着人与其他存在物的每一种对象性关系。这种意识的支配、渗透，使对象性的本质力量所本质地包含的对象同时也是意识的对象。人的生命活动不同于动物的生命活动就在于人的生命活动内涵了精神活动，人的活动是生命活动与精神活动的统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与对象的人化的统一，就是精神活动的感性化与生命活动的精神化的统一。

③感性活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的统一，就是人的存在与本质的统一。人的存在是人的感性存在、现实存在，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就是人的本质的感性化、存在化；对象的人化，就是人的存在的内化、本质化。感性活动是人的存在与本质的统一，但不是存在与本质的等同，而是在存在与本质之间保持一定张力的统一。马克思的人的存在与本质是社会现实历史中的人的存在与本质，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都是现实的人的活动本身，因为人是具有精神的存在物，人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所以人总是要改变自己的现状。正是现实的人的存在与本质之间这种内在张力的作用，才是人不断地否定自身、超越自身的动力和源泉。这就是人自身的辩证法。

马克思以“感性活动”扬弃了近代理性哲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立足于现实的感性世界，关注人类的感性生活，指出人的本质是在世界历史中通过感性活动所实现的自我设计、自我塑造和自我发展。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的，是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相互生成，是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的相互生成。

④从事感性、对象性活动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对象世界是生产活动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要研究人，就必须研究人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人连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都不是什么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生产活动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产物。人不断地作用于外部世界，改造它，使它适应人的需要，同时人的需要也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人也不是孤立地从事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是根据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正是这样，马克思才说：“费尔巴哈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存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19]费尔巴哈从来不知道“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20]

实践的社会性与人的社会性是同一的。实践的社会性必然带来人的社会性。马克思认识到，在人类最基本的劳动实践中，人们“必须结成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21]人只有在生产关系中才能进行生产，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才能使生产劳动成为现实。离开了生产关系，人的生产能力只是一种可能性。人的本质是实践，实践中包含着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社会关系），这就等于说人的本质是关系，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实际状况。离开了社会关系的，人不成其为人，因为不存在脱离社会关系的人。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社会关系产生于人的具有社会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之中，实践活动不断生成、确证人的本质。人是实践性的存在决定人的本质不是前定的，而是永远处在动态生成之中。

当马克思把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确定为感性、对象性的劳动——实践，而不是黑格尔抽象的精神劳动的时候，当马克思把人的感性、对象性的劳动——实践与社会历史发展结合起来的时候，当马克思将人的具体性与人的实践性结合起来的时候，真正现实的、具体的人就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也建立起来。于是，近代哲学中抽象的一般主体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发现的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活动着的人。所以我们说，在马克思发现现实的人的思想进程中，他对人的具体性问题的思考和人的实践性问题的思考是同一逻辑过程。马克思既不是因为思考人的现实性和具体性而发现了人的实践性，也不是因为思考人的实践性而发现了人的现实性和具体性，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具体性是合二而一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2]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页。

[3]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3页。

[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页。

[5]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6页。

[6]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1页。

[7]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1页。

[8]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1页。

[9]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4页。

[10]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著作选》上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30页。

[11]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3页。

[12]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27页。

[13] 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14] 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第9页，中译文参见《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1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