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现代中国哲学的复苏和推进，是与高清海教授的学术探索和贡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在高老师的学术探索与贡献之中，我仍然认为，最具时代意义并且对当代中国最有启示性的，是他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类哲学”思想。自高老师提出类哲学命题，到2012年11月中共18大报告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历史证明了高老师作为哲学家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也说明了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不仅有能力思考全人类的命运，而且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给世界以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

一

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批评过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提出的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甚至“人道”概念，因为他们所理解的人或人类是抽象的，其类属性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化，连黑格尔关于人的自我意识和人类精神发展的辨证思想，也没有充分吸收。所以，虽然他们也试图解决人类内部的分裂和对立问题，却既未能提供真正有解释力和变革力的思想，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而直接诉诸于人们的“类”意识、人道主义与博爱，不止是无力的，还会模糊、否定人类内部的竞争、斗争及其对于现代人类共同体形成的正面意义，并且容易导致对个人不可替代的亲在性、个性及其群体的特殊性的忽略。马克思同样要解决人类社会的分裂问题，他从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出发，既说明何以在“世俗世界“之上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宗教世界“，又得出“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的结论。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在理论上做到这一点，则在于他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不是利益对立的“市民社会”，而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虽然市民社会是现实的，人类社会是理想的，但植根于人类生命活动和社会生活本身的人类社会，却必定经历利益对立的市民社会，走向更合理也是更高层次上人的社会化与个体化相反相成的社会主义社会。我认为，高清海教授的类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是相通的。在人类还停留于各民族的地域性存在时，人的类存在的确是理想的目标，类哲学也必定具有很大的抽象性。但是，在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时代，在全球化凸显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势下，类哲学不仅获得了历史提供的经验基础，它的理论内容也必定获得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展开。

在“人类正在走向自觉的类存在”一文中，高老师从人类历史的角度，将类属性或类存在的实现即类本位，界定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发展的第三大形态。在高老师看来，人基于其对象性实践活动，具有类存在物的本性，所以，一方面，类本位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内在必然性所使然，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凭借人自身能力的发展及其创造出的特定历史条件，因而必须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漫长历史过程。所以，人在第一大形态只能是“群体本位”，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第二大形态，人才能达到“个体本位”，人类今天的主要存在形态虽然仍是个体本位，一些民族还在走向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但着眼于人类的现代性问题与出路，着眼于资本主义越来越趋向社会主义，应当说，类本位取代个体本位正在成为新的历史趋势。也就是说，马克思当年所预见的人的第三大形态即自由个性的时代，已经离我们不远了。如果说，人在群体本位的时代，主要是把自己与物区别开来，那么，人在个体本位的时代，则是人与人的区别，然而，也正是经由这一区别甚至对立，人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了人与人的本质的统一[2]。——值得注意的是，高老师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个性”诠释为人的“类存在”的实现，恰恰将个人与整个人类的发展内在统一起来，说明了真正具有自由个性的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是“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的人。[3]

自从人类诞生于自然界，特别是人有了自我意识之后，“人”就成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必定指涉的重要对象，后来更成为人自己围绕的中心。但“人”在现实上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尽管这个概念是所有“自我意识”者对同类的指称， “人类”也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实体。人或人类只能以无数个体和共同体的形式存在。个体之间、共同体之间，既有合作与相互依存，又充斥着竞争和斗争。人类曲折复杂的历史和动人心魄的故事，正是由此形成和演绎出来的。在当今时代，我们要深入理解并解答人类内部复杂的矛盾关系，的确不能笼统含混地把“人”或“类”作为思想坐标，而应当将其区分为“个人”、“共同体”和“人类”这三个思想单元，事实上，它们也都有不可替代的思想和行动的基本“单位”的意义。而高老师所说的“类本位”的“类”，既非人的抽象的普遍性，也不等于经验性的人类总和，而是作为一般意义的“类属性”与“全人类”的统一，是在自由发展的个人那里所体现的具体的普遍性。正因为如此，“类哲学”才超越了马克思之前的人本哲学，原则上包含了可以不断开发的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

二

一般来说，哲学学者总是作为大写的“人”，并且立足于人类“世界”来考虑问题的，如同春秋战国时期真正的思想家，都不是站在“家”或“国”的立场上，而是作为思想者思考“天下”的前途和命运。然而，任何个人都是它的时代的产物，并受制于他生活在其中的文化。因而，哲学学者由以出发的人，也不能不具有“个体”、“群体”（共同体）与“人类”三重属性。并且，在前现代社会，在“人类”分居于世界各地，尚未发生有机的普遍的联系时，一方面，个人是从属于其共同体的，另一方面，人类这个概念也必定具有抽象性。那时的所谓人类的历史，只能是各共同体的、民族的历史，人们往往以自己的族群作为人类的标准和尺度，《左传》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可以代表当时许多人的看法。而像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这样的思想者，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超越族群，包括超越当时的“夏夷”之分，这是很难得的。但即使如此，他们的思想也必定带有他们个人的与华夏文化的特点，而这恰恰使他们的思想走到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世界轴心时代”的最前沿。当我们今天谈论现代意义的人类命运的时候，当然不能照搬他们的学说，但我们完全需要从古人那里吸取思想营养和智慧，这就是结合古人的社会历史环境，对其论述进行解读分析，以便提取在今天仍然具有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的思想。

作为东方国家的学者，高老师提出“类哲学”的思想是不容易的，也是极有眼光和胸怀的，因为他没有囿于近代以来中国学者普遍关注的“中国问题” 及“中西古今”的思维模式来思考当代世界的哲学走向，而是基于人类的立场，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世界开辟思想道路。而正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思考，才恰恰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所必须。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反复证明，只有从中国出发而放眼世界，又从世界的视域反观中国，才能创造有益于中国社会进步并真正具有高水平学术价值的作品，否则，这两者都是不可能的，即使它借助非学术的力量获得一时荣光。如果意识不到中国作为“世界之中国”的发展方向和自己独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不容易理解高老师的类哲学思想，甚至对其产生误解。由于我们不仅在近代与西方有了时代的差距，而且这个时代的差距还表现为同一时空中的民族利益的冲突，于是，这一矛盾导致许多中国学者要么倒向全盘西化，要么陷入国粹主义，充其量传承洋务运动之“中体西用”的宗旨。马克思作为西方学者，他在19世纪40年代就预见到人类“自由个性”的时代并致力于为这个时代的到来而奋斗。然而，在很长时期，我们高度重视他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后来为列宁进一步明确的“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的观点，对他提出的“世界市场”、“普遍交往”、“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以及人类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却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当然，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被西方拖入世界历史中的落后民族，与西方的关系都具有双重性，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自成体系的文明史的东方大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关系的双重性更加突出，因而长期面临两难选择。西方对于中国的殖民欺压和文明示范，中国人只能既加以反抗又向之学习，并为此激发民族的情感和意志，建立独立和有权威的现代国家，发挥并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迅速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改变“落后挨打”的命运。从思想理论上来讲，也面临两难的问题，即一方面要接受西方关于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的启蒙理性，批判和解构传统的共同体，张扬每一个中国人的个性，——所以鲁迅先生当年所强调的，就是中国人的当务之急，是争取做人的资格，从“君臣父子”的传统身份规定中走出来；另一方面，又要强调民族的整体性与团结，努力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这两个方面有一致之处，但也有矛盾的地方。应当说，经历了西方启蒙思想洗礼而又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做出历史性批判的马克思的学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俄国、中国等东方民族和国家所展开的现代变迁和发展的需要。

那么，来自于西方理性启蒙的问题何在？启蒙的伟大历史作用与它的问题是同在的，这就是启蒙通过对“个人”与“人类”的双重维度的张扬，批判、否定贵族制、封建制的传统共同体对人的束缚，特别是对农民和市民的束缚，而把人类带入到以金钱为尺度的市场这唯一共同体之中，却无视这其中的竞争所必然导致的“个人本位”以及社会的新的分化。笔者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及近代哲学所突出的自我主体性，就是对“自我”的两个维度的敞开，一是“人类”（“我是人”），一是“个体”（“我是我”），这里既没有共同体的立足之处，也看不到大自然的身影。其实，笛卡尔的这个观念正是要消解原来束缚着个体的传统共同体及其突出整体主义的文化，正是要让人的理性超越并反转来支配自然万物。所以，它才成为推动西方现代化的重要观念力量，作为西方现代主流话语的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才会唯名论地看待“社会”，这既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又存在着严重的偏失。所以，在马克思肯定商品作为“天生的平等派”并在市场交换中促成人的权利的“法的因素”，同时也批判它所导致的盲目性和使个人成为抽象的孤立和个人。这也是高老师所批评的“个人本位”的极端发展现象。而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还有一个在西方的殖民和资本扩张中，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问题。即使这些后发国家成为新兴经济体，也仍然有一个世界市场能否实现人类各民族公平合理地发展的问题。

因而，我是按照“个体”、“共同体”与“人类”这三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来理解和阐发高老师提出的类哲学的。并且，也如高老师所提到的，正是由于人类越来越紧密地相互依存，“自然”生态问题才能赢得各民族各国家的普遍重视，并从中形成衡量所有国家的文明程度与责任伦理的价值评价标准。因而，我认为思考现代性的新的发展及问题，亦即“全球化”与“地方性”（本土化）的互动和人类发展的各种可能性，需要提出“个体、共同体、人类与大自然”的四位一体思想框架或“四重奏”，并以蕴含在这四大维度及相互关系中的“天之道”与“人之道”作为思维坐标。

而这也正是对中国先秦思想家的“仁道”、“王道”和“道法自然”思想，在现时代高度上的创造性转换。我们都知道老子提出的“域中四大”说，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还有关于“身、家、乡、邦、天下”的五层次说，并且是作为基本的思想方法所阐述的，这就是：“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4]——可以说，老子所给出的不止是属于普世价值，还是何以形成普世价值的方法论原则。这个原则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它立足于不同层级的生活单位，将其作为思想的基本元素、构件或线索，编织出了涵盖天下的网络，将个人和共同体的安危祸福，顺序地关联于“天下”即整个人类世界的治乱兴亡，它由此也摆脱了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二元区分。只要我们不取传统和现代二分的僵硬的也是简单化的态度，不囿于中西之争的先见，不数典忘祖，面对时代问题和各种现代性理论，能够认真地学习和参照前贤的思想特别是经典，我们就可以真正打通中外古今。例如，世人周知的孔子的“忠恕”之道与耶稣所强调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的高度一致，清楚地说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根子上的相通和相善，也只有充分重视并开显人类文化的共通性和普世价值，才能有力地支持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下面简略地阐述一下这一思想的“四重奏”及其意义。

三

包含着“个体”、“共同体”、“人类”和“大自然”的这四重维度的思想框架，它们之间既有原则性差异，不能相互替代，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先来看“个体”。

人天然具有生物的生命个体性与合群性，在这种个体性与合群性的基础上，人们得以通过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和相互之间的情感交流、劳动交换，展开社会化与个体化相反相成的历程，成为拥有独立意志并自主决定其行动的个体主体。如果说在原始社会，个人直接隶属于血缘共同体，构成人的生产和生活的一切，都不是个人的而为共同体所有，这时人的“我们”和“我”混然不分，个体主体还只是潜在的，那么，到了父系主导的前现代社会，随着财产与配偶的个人所有和权力所造成的隶属关系，人们不仅有了“我们”和“我”的区分，也有了与之相关的“公”“私”之别。在前现代社会发展出来的个人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以及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只有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法治社会，才能获得建设性的和有序的解决，这就是个人公民身份与自由权利的获得，个人由此成为现代性的个体主体。现代个体的规定性，是通过否定其传统共同体先赋的“身份”规定性，借助个人能力与商品网络世界即“市民社会”而获取的“人格”和“角色”。事实上，只有个体才是生命的单元，才是经验的实体，才是现代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中最终的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现代人重视的“自由”也好，所呼唤的“博爱”也好，都只能从个体生发并实现于个体之间。但人的真正的个体化并不外在于社会化，并不意味着他们彼此不再需要感情、共同信念和伦理责任，而只是表明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结成各种类型的共同体。因而，个人“自我”这个现代性的核心概念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也必定由于维系于共同体及其文化认同而呈现出相对化和开放性。

接着来看“共同体”。

任何个人都是两个人结合的产物，也都需要与其他个人合作并进行情感的交流，从而营造出既有个体性又有社会性的生产和生活。共同体作为个人直接结合和社会构成单位、作为个人与人类之间的中介形式，有其特定的存在论基础，这就是中国人用“人生在世”所表达的人的感性肉身的亲在性及与其直接依赖的生存环境生活世界的一体性，也包括个人从属的该群体的生存、该民族的文化所要求于他（或她）的“社会职责”和给予他（或她）的“身份认同”及人生意义，共同体整体由此成为个体的“家园”即安身立命之所。所以，由姻亲与血亲结合成的家庭及亲属群体，奠定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民族及国家，就具有了某种恒久的意义，在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和高度现代化的过程中，最能经受得住现代性洗礼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但这当然不是说它们不会发生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在全球化时代，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如家族、村落、族群受到在场和不在场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更易变化、衰落甚至解体，另一方面，基于文化认同、道德信念、政治见解、科学和艺术创造以及兴趣爱好的共同体，又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产生出来，其中也包括传统共同体自身的变化。在历史上，“共同体”（community）与“社会”（society）的区别曾经是严格的[5]，但在个人普遍获得独立与平等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尤其是在当今人类“跨文化”（transcend cultures）交流、生活的情势下，它们由于彼此开放而在某些方面发生着融通，如同人们的婚姻和家庭成为开放的婚姻和家庭，民族也成为开放的由许多族群共生的国族，他们在政治和法律上都是公民，文化信仰和习俗的保留与否则成为他们自己的事情；国家为了更大区域的安全和互利而出让一部分主权建立联盟，使得人类活动的公共性范围不断扩大，而随着区域利益和人类整体性问题的突出以及国际组织、跨国大公司、互联网和世界城市的出现，其主权也必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削弱。无疑，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国家仍将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行为主体，它为了自身的稳定与凝聚力，也会重视作为其细胞的家庭和作为其主体基础的民族的和谐与价值；而即使国家消亡，民族也会由于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而延续很长时间。

现在来看“人类”或“全人类”。

理论上，当人作为一个全新的种类从动物界脱胎而出，尤其是人们意识到自己是人，有了类意识，就有了人类。但在过去的历史上，人们往往以自己所属的族群作为“人类”的标准或尺度，“非我族类”不仅“其心必异”，且不属于正宗的人类。人类历史上的血腥仇杀和战争，固然多半是为了争夺生存资料和空间，但也往往与这种意识相关。因而，“人类”这个概念在过去多半是抽象的。只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普遍交往，人类才越来越成为经验的事实；而随着黑格尔所说的人们在交往中相互斗争和自我否定，他们才能确立起将自我与他人扬弃于自身之中的真正的类意识，人类才成为具体而普遍的概念[6]。所谓“具体”，即人类就是所有个人的集合；所谓“普遍”，即人类还是体现于所有个人意识和人性中的类属性。依据这种类意识和类属性，人们才能不分种族、国家和信仰，认同并维护所有人的平等和生命尊严，建立人类内部的公正与文明秩序，保护自然生态的平衡。这就是“人类之道”的现代生成。因而，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有了一个是保障人权、发展人类的事业，还是践踏人权，破坏人类事业发展的问题。而那些无视自己同胞或其他民族的生命，为了维护其统治或扩张其霸权，不惜大开杀戒的统治者，才会被控告以“反人类”罪。今天，人类生存的互依性和利益相关性的不断加强，正在有力地影响着个体和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经由联合国根据其宪章精神的协商和决定，人类正在成为一个行动的联合体和命运的共同体；各民族国家越来越向着现代性的“人类社会”开放和转换，人类社会不止是个体和共同体按照一定规则进行交往或竞争的场所，还是所有人力求利用人类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的生活世界，是现存的全人类的交往关系及其未来的组织形态。中共18大报告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并明确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平等互信，就是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主权，共享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7]。显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意味着我们完全承认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这充分表明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领导层不仅具有了宽广的国际视野，而且将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各国的和平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努力推动人类新的文明秩序的建立。

最后看“大自然”。

正是人类及其整体利益的突出，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才会引起人们越来越高度的重视，“大自然”也由此重新成为人的基本的思考单位。而这首先意味着它不复是近代知识论中作为主体的客体对象，而是比人类更有本原意义的独立存在。诚然，由人类自己的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说自然界自身的重大异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却不至于毁灭整个人类的话，那么，现代人类却完全能够毁灭自己并毁灭自己生存于其中的生态系统。但是，也正是自然生态破坏给人类自己带来的苦果、恶果，让我们越发认识到人类作为生物只能在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中生存。因而，我们不仅需要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西方近代“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优点与缺点，重新看待“人类中心主义”不可超越的神话，更要深入研究包括人的生命肉体在内的“自然生态”对人类活动方式和组织形式将会继续给予什么样的支持和什么样的制约，因为说到底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切身”性的关系，即人对自然的改变总是作用于自然的物质形态，而自然界对于人的反作用，也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每个个人的身体。所以，大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也就是与每个个体的关系。上述四重奏中的“个体”维度与“大自然”的维度，由此首尾相接，构成思想开放的循环。我们也要根据这一循环，提出更具洞察力和启发性的理念以及可操作的实践观念。

笔者以上论述的这四个方面，其实高清海教授与他的学生原则上都讲到了[8]。我将其作为当代思想的四重奏提出，既是为了更为准确地理解高老师类哲学的意蕴，又是为了对它的内涵及思想可能性加以开显与拓展。思想的四重奏其实既是我们考虑现代人类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和思想框架，也是我们要给予重点研究的对象。笔者认为，经过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社会大变动和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与西方主导的世界已经有了全面的交往和许多方面的融通，中国社会不仅在总体上已经跨进现代化的大门，并且正在走出最为艰难的社会转型期；中华民族正在开始伟大的复兴，中国对世界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积极影响。套用邓小平的一句话说，就可比的方面而言，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学术水平与世界的最高水平已经接近，在某些方面还显示出我们的特点和优势。我们既不能象当年那样妄言拉所谓“第一小提琴”，但也不必气馁，关键是学者们能否充分占有材料并自由地思考和探索问题，而执政者与社会能否营造出鼓励思想理论创新的条件和氛围。在这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理论勇气、不计个人荣辱的高老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今天，我们更应当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研究个人、共同体、人类和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出个人之道、共同体之道、人类共同发展之道和大自然之道及其相互关系，最大限度地推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那样一种和谐的“天下达道”局面的出现。毋庸赘言，作为哲学学者，努力做好上述思想理论工作，既是对高老师最好的纪念，也是我们应尽和义务。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7页。

[2] 高清海：“人类正走向自觉的类存在”，《吉林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9页。

[4] 《老子》，五十四章。

[5] 参见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章。

[6] 参见黑格尔著，贺麟等译：《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75－379页。

[7] 见中共18大报告。

[8] 参见高清海、胡海波、贺来著：《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走向未来的当代哲学精神》，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