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哲学进入了一个破旧求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中国哲学的各个学科，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美学等，都在思考自身变革的问题，都在探寻变革之路，这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步最早，而变革之路最难。这难就难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49年以后经历多次的教科书编写，已经形成了稳固的研究范式，因此，如何破除这一稳固的研究范式，创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研究范式，就成为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变革的关键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高清海先生作了许许多多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变革思路。我把这一变革思路概括为：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为主线，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思维方式，建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读了高先生的《哲学的憧憬》一书后，我自认为这一领会是准确的，就按照这一理解为该书写了一篇书评，题为《消解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评高清海〈哲学的憧憬——〈形而上学〉的沉思〉》。书评完成后，我将书评寄给了高先生，向他求教。高先生看后，转给《天津社会科学》发表出来。书评发表后，高先生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认为这篇书评“写得非常好，立足点高，把握准确，观点鲜明，应当看作是原书思想的一次升华”，他还赞扬《天津社会科学》将书评“放在体系改革栏目，处理得也很好”。应该说，这是高先生对我的鼓励，因为一篇短小的书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充分地展现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全部思考的，加之我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有些评价也不到位。作为对这篇书评缺憾的弥补，我更愿意以论文的形式，专论高先生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思想，以表达我对高先生的缅怀之情。
一、什么是哲学观念及其变革？
要了解高先生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思想及其意义，我们首先要厘清高先生对哲学观念变革的规定，弄清楚高先生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的变革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
关于哲学观念的变革，高先生在批评苏联的教科书哲学体系时，作了这样的论述：“我们从历史上看，凡属哲学理论的重大变革，大都同时伴随着哲学观的改变。在这种状况下，要理解创新理论的实质只能依据新理论改变了的哲学原则、观点和方法，而人们熟悉的往往又只是旧有的哲学原则和观点，而从原来的哲学观念去看新的理论，这种理论总是不大像‘哲学’，必须把它加以还原，纳入到旧的哲学框架才能够理解，这样一来，新理论往往也就失去了它的创新本质。这是一个难点。这个难点表明，理解创新的哲学，实质上是意味着理解者的观念的转变，而这恰好和他的理解相悖反，他如果没有理解，他的观念也难以转变。这里不去说在理解一种新哲学时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如政治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历史的因素在起作用；单单这个认识论因素的作用，对人们的理解就足以构成新理论失真的原因了。”[1]我认为，这一论述比较充分地表达了高先生对哲学观念变革的基本规定。
规定之一，哲学观念不是哲学理论，而是隐藏于哲学理论背后的东西，是支配一定哲学理论的原则、观点和方法，是理论背后的“理”，因此，它可以贯穿于不同学科之中，哲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中，体现一定时代人类思维的共通性，当然，它也必然贯穿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之中。高先生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讲坛哲学”、“论坛哲学”和“实用哲学”，认为这三种哲学是“分而治之、各自为政”，“‘讲坛哲学’是指专门用来教育、宣传的哲学，通行于课堂、会议，即用以‘讲说’的哲学。‘实用哲学’是指实际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哲学，通行于现实社会生活甚至包括政治生活等一切实际领域。‘论坛哲学’指那种供学者研究、议论的哲学，主要表现于学术报刊文章著述之中。”[2]这些区分都只是就它们的理论表达形式和功用来说的，而在深层，它们又都受着共同的哲学观念的支配，是这个哲学观念的外在形式。
规定之二，哲学观念是认识论的因素，讲的是哲学的思维方式。高先生认为，哲学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的世界观，“属于哲学理论的内在逻辑，表现着哲学对待事物的方式、理解事物的模式、处理事物的方法。思维方式是无形的，它却像‘灵魂’一样贯彻并支配着哲学的整个内容，哲学中那些原理、观点、范畴不过是它表现于外的具体形式。”[3]高先生这里讲的思维方式类似于阿尔都塞的“总问题”，也就是说，哲学观念不是具体的理论和具体的思维方法，而是支配和决定各种具体理论和具体的思维方法的东西，是决定一定哲学的性质，主导其发展方向的东西，因而，它也是逻辑的、具有必然性的存在。
通过对哲学观念的规定，高先生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结构，从而也明确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和发展的实质。在他看来，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不能讲它的外在形式的改变，也不能把随意地添加几个新名词、新理论，或随意地抛弃几个旧名词、旧理论称之为变革，同样地，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不应当把任何与传统认识有所不同的认识，都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新发展”，因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桩严肃的科学事业”[4]，它的严肃性就在于，需要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层面上，通过认真细致的研究，改变其内在原则、观点、方法和思维方式，建立新的哲学的内在原则、观点、方法和思维方式，增加理论的解释力，使其既能够解答新出现的问题，又能解释原有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变革。这样，高老师就拂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在形式，洞悉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的深层，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和发展的真谛。如果把握了这一观点，就能够理解他所说的“理解创新的哲学，实质上是意味着理解者的观念的转变，而这恰好和他理解相悖反，他如果没有更解，他的观念也难以转变”这句话的深刻内涵了。
在我看来，高先生对哲学观念及其变革的这一规定，具有两重意义：其一，确立了一种历史主义的哲学变革观。在我国，有些学者一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就对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不能历史地看待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否认它在一定时代存在的合理性，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哲学变革观。这种观点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和发展是极其有害的；其二，找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症结点，这就是，从人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出发，通过对这些概念的重新阐释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时代观念，从而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新。高先生正是抓住了这一症结点，以马克思的实践观为文本，紧密地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变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创造了他的富有个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新阐释
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起点是批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教科书。这是因为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公式，变成了一成不变的教条，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严重地脱离中国的现实，而变得僵化起来，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其辩证法的功能，走进中国的现实，就必须走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教科书体系。这一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了正确的看法，并不等于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要切实地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进到问题中去，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在什么地方、在哪一条原理上出了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得僵化起来。对此，高先生的回答是：在理论和说明把理论与实践关系上出了问题。我们知道，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对这个原则的理解和说明，将直接影响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说明；如果对这个原理的理解和说明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理解也必然会出问题，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恰恰就在于理解和说明这条原理上出了问题。从这一观点出发，高先生把重新阐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首要问题。他说：“倡导哲学要研究现实问题并非自今日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创新、要发展也已议论许多年了。回顾这些年来的状况，不能不承认，哲学与时代、哲学与实践的关系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到影响。”[5]
高先生认为，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理解和说明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错误在于，把“理论来源于实践，转过来又能指导实践”[6]这一公式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力图用这个公式来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有的原理，解决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这并不是说这个公式不对，而是因为这个公式是“我们经过抽象以后所达到的关于它们之间本质关系的认识”[7]，它是抽象的、理论的表述，而不是现实的、实际的过程；抽象的、理论表述的东西只能作为叙述思想的逻辑起点，却不能作为研究现实问题的原则。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有问题就出在把这个作为叙述的逻辑起点的原则，当成了研究的原则，运用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哲学观念：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看成是普遍适用的，“无论实践和科学在它们的发展中提出何种问题、何种认识，都早已蕴含在这些普遍原理之中、都可以从它里面演绎出现成的答案”，“按照这种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就像‘如来佛’的手掌，大千世界已尽收其中，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最多只能为它提供几个新鲜的例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很难用实践和科学提供的新的原理、新的范畴、思想，新的认识补充和丰富自己的内容了。”[8]在这里，不是理论面向实践，而是实践面向理论。这样一种哲学当然不可能有生命力，而只能走向僵化，变成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
针对这一问题，高先生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了另一种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说明方式，这就是，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作是一个现实的矛盾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因其内在的矛盾运动而不断向前发展。高先生指出：“在现实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表现在无数矛盾关系之中，也只有通过不断克服各种矛盾才能使它们统一起来”[9]，这个过程是不会完结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在一种条件下被解决了，达到了统一，随之又会产生另一条件下的矛盾，又需要使二者重新统一。在不同的条件下，矛盾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矛盾则总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不能企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矛盾。但是，这也不等于这一矛盾不能解决，无须去解决，或者可以不必去认真对待。理论虽然永远不能摆脱与实践的矛盾，却又必须不断地解决这一矛盾。这一矛盾的内容的不断更新——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正是哲学生命的基础；矛盾内容更新的过程，也就是哲学不断发展的过程。”[10] 这样一来，实践就真正成为理论的实现基础，成为理论的生命之源。
通过这一分析，高先生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存在着的两种哲学观念：一种是在逻辑层面上理解和运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构造了科学主义的哲学观念；一种是在现实的具体的层面上理解和运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构造了历史主义的哲学观念。在科学主义的哲学观念主导下，产生的是实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在历史主义的哲学观念主导下，产生的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最早揭示这两种哲学传统对立的，是柯尔施。柯尔施在批判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的总体性原则，强调任何理论都包含着特定的实践内容，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体的，它的每一个原理都有与其相应的特殊内容。[11]同样地，霍克海默建立批判的社会理论，也是以阐发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原则为出发点的。他认为，传统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以自然科学的演绎或归纳方法为其逻辑结构；二是把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把理论看作普遍，实践当作个别，以理论解释个别、不断地把个别纳入到普遍之中。与传统理论不同，现代哲学坚持的是辩证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是建立在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哲学观念之上的；根据这种哲学观念，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接受和批判的关系。他把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这种说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原则，强调是否把实践纳入理论的创造活动，是否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根本区别。[12] 正是从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重新阐释中，柯尔施和霍克海默创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哲学传统，从而带来了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新。联系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新之路，我认为，重新阐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必要一环，而且是最为重要的一环；高先生把重新阐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起点，的确是抓住了这个最重要的环节，虽然这一工作在时间上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步晚了半个世纪，但它毕竟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历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自我反思的成果，有着鲜明的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
续下文
[1] 高清海：《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转变——论马克思〈提纲〉和〈形态〉哲学变革的实质》，《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2] 高清海：《走哲学创新之路——十年哲学思想自述（1980－1990年）》，《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2页。
[3] 高清海：《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转变——论马克思〈提纲〉和〈形态〉哲学变革的实质》，《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4] 高清海：《哲学生命的基础》，《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5] 高清海：《哲学生命的基础》，《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6] 高清海：《哲学生命的基础》，《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7] 高清海：《哲学生命的基础》，《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8] 高清海：《哲学生命的基础》，《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9] 高清海：《哲学生命的基础》，《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10] 高清海：《哲学生命的基础》，《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11] 对柯尔施这一观点的详细分析，请见何萍：《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两种传统——从20世纪初的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争谈起》，《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
[12] 对于霍克海默这一思想的详细分析，请见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下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6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