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14日12时45分，老师与我们永别了。我把先生辞世的消息告诉我的夫人李璐玮，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心情，向我的学生发了一个网上留言：“同学们，我不能不忍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大家报告：孙老师的恩师高清海老师因病医治无效，于14日病逝。前几日我去医院探望，高老师慈爱、深沉的目光还在我眼前，惊闻此消息，我们都沉浸在极其悲痛之中。一脉相传的学术传统，慈父般的殷殷教诲，慈爱、坚毅、深沉、执著，集一切美好品质于一身的高老师就这样默默地抛下身边的弟子，抛开终身热爱并孜孜以求的哲学研究事业，离我们远去了！我不能自己，我感到空前的失落！……我不能写了，孩子们，努力研究才是对恩师的最好告慰！！”
　　在送别先生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想，我们究竟用什么告慰先生？ 
　　近些年来，学院的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先生总是向刚入学或即将走出校门的学生谈起“命运”。他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思索各式各样的人生，他尝试着向学生谈论自己对命运的一种感悟。他说，命运，其实并不神秘，它是个人的性格逻辑所构成的人生之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高老师对命运的感悟，也许是最符合他自己的命运的。
　　像他的伟岸的身躯一样，高老师的人格也是直立的，挺拔的。在他的目光中，你可以看到慈爱，也可以看到严厉，你可以看到宽容，也可以看到犀利，但却从来看不到谄媚和猥琐。他从不讨好任何人，也从不欺负任何人，他从不轻易赞扬某个人，更不随意贬低某个人。他对你说的，就是他所想的。他自己所作的，就是他自己以为对的。他尊重别人，他同样尊重他自己。和先生在一起，你总会感到人应该像人那样直立地生活，而不应该像动物那样爬行。人用自己的人生显示生命的力量，光彩和尊严，这是先生的性格与命运，也是先生为我们树立的人生典范。
　　为人的风骨与为学的风格是一致的。独立思考，理论创新，这对先生来说，决不是挂在嘴上的名词或某种时髦的口号，而是他的生命活动。高老师的每篇文章，高老师的每部著作，不仅仅是他的深思熟虑的作品，更是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求的产物。他要把他的思考告诉人们，他不写不快，他非写不可。高老师总结自己的为学经验，概括为两个字：笨想。他说，笨想，当然不是不读书，不是不积累文献资料，而是不能唯上唯书，不能人云亦云。在为《哲学通论》撰写的序言中，高老师发问：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哲学家？我们并不缺乏哲学理论，并不缺少哲学知识，我们有许多哲学方面的 ‘专门家’、‘学问家’乃至‘理论家’，但出了多少能够表征我们时代精神、堪称真知灼见的‘思想’？我们有太多的‘有理论而无思想’的文章和书籍！”对于这种状况，先生的看法是，“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照本宣科的研究方式、写作方式，眼睛只看着别人、看着古人、看着洋人、却忘记了还有个‘自我’、自我的头脑”。先生沉痛地发问：“连马克思的本来属于解放人们头脑的哲学我们也采取了这种‘灌输’的方式去束缚人们，我们怎能培养出哲学家来？”
　　先生关切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也不仅仅是哲学的命运，他是把个人的命运和哲学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他是从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出发来思考个人的命运和哲学的命运。在《理论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一文中，先生立足于这样一种深切的思考：“人是按照事先经过思考的目标而行动的动物。如果说生物以其生命作为探索工具，因而往往要以大量个体的死亡为代价，有时还要甘冒整个种族灭亡的风险才能获得一种成功的生存模式；那么，人类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有一个思想实验室，能够运用理论为工具去实现生物必须由生命来完成的探索功能。”因此，理论的命运，哲学的命运，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乃至人类的命运。正是这种深沉的使命意识，铸就了先生的深沉的哲学思想。
    50多年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先生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哲学的理论创新，是因为他把哲学视为民族之魂，认为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先生愈挫愈奋地致力于教科书改革，是因为他认为我们已经处在变革的时代，改革必须发动每一个能思想的头脑，调动一切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不能用千部一面的教科书来束缚人们的头脑和手脚；先生独树一帜地致力于创建类哲学，是因为他认为人是超越了“种”存在的“类”存在，而哲学则是这种独特的“类”存在的理论形态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奥秘在于人”，哲学的使命是解放人。

    近二年，在与病魔抗争的日子里，先生的生命，先生的思想，迸发出了更加瑰丽的光芒，为我们写下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及其价值》、《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先生说：“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最深”，因此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先生充满期待地对我们说，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关键在于首先要在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先生求索终生的思想箴言，也是先生临终的思想嘱托。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哲学，也许是对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
    先生在看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