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十月，高清海先生即将离开我们整整一周年。先生是当代中国卓有建树的哲学家，在此我无法、也不愿意用寥寥数语来全面概括和评价先生的思想，其范围之广、思虑之深，无法用短短一篇文字抵达其际涯，我只想略微阐释贯穿先生长期的哲学跋涉历程中的一个词汇，一个一再被人提及然而却又最容易被人遗忘的词汇：那就是“希望”，并借此来展示先生广阔的人文世界里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以作为对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
　　正如人们经常提到的，高清海先生最富创造性的哲学探索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曾先后经历了对前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和改革、哲学观念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创新、对市场经济的哲学反思、人的哲学研究与类哲学的形成、中西文化比较与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探索等相对独立同时又内在联系的几个重要阶段。可以说，在这些不同阶段，先生都做出了重要的工作，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六卷本的《高清海哲学文存》与三卷本的《高清海哲学文存•续篇》中。但也有不少人感到颇为困惑，那就是高清海先生的哲学思考为什么会如此“多变”？为什么不像有些学者，一辈子埋头于几部经典的解读、阐发和研究，或者致力于某几个固定的领域，成为这些领域的“学术权威”？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高先生怎么跟国内其他哲学教授不一样，老在“标新立异”，总在不断挑战和突破既有理论话语的边界，以致让人都难以把握和跟随上他思想变化的步骤？
　　在我看来，要回答这些困惑和疑问，最根本的就是要理解高清海先生最深层的思想关怀。如果认真考察高清海先生的哲学历程，其实不难发现，先生并非没有对哲学史上的重要经典下过十分专门而且非常细致的功夫，他留下的几十册关于西方哲学原著的笔记、他关于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专门论著、他所编著的西方哲学史教程，即是这方面的明证，先生也并非没有对哲学的某些固定领域做过长期而坚韧的工作，例如他对辩证法、对哲学观、对形而上学、对人的问题，可以说在所有这些领域，先生都留下了具有重要影响的论著，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但是，先生之所以是先生，就在于他的心中，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种更强烈的、作为一个真正知识分子内在良知的东西在驱使着他，这种东西超过了“专业”的范畴、越出了“教授”的内涵、跨过了“学者”的界限，并使得先生成为了一个区别于一般哲学教授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这种东西，在我看来，就是“希望”。
　　这里的希望，首先是指对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希望，用哲学的方式，来寻求和创造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希望，是先生心底最深层的信念之一。在先生的文集中，收入了两篇分别写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论文，一篇题为《理论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另一篇题为《哲学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20年哲学历程的回顾与展望》，我认为这两篇文章集中地表达了先生的这种希望。在《哲学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一文中，先生写道：“我们原来是仿照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也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直接从前苏联引进来的。在这种理论的指引下，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会愈走愈窄、愈来愈陷入困境；多年来我们不断反对、批判“教条主义”，结果为什么总是愈反愈烈、愈反愈“左”；我们十分重视并反复强调“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统一”，为什么愈是强调统一，我们距离真实的生活世界愈远；我们曾经组织全民学习唯物论、学习辩证法，学的效果不但唯心论形而上学没有减少，反而愈学愈猖獗、愈学先验框框愈多、愈学愈难做到“实事求是”？这个原因现在很清楚了，这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我们没有经历思维方式的彻底转换，我们运用的理论早在我们接受之前已经被扭曲，变成了类于传统哲学远离生活世界、超越时空限界的先验教条原则的缘故” ，在《理论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中，先生说道：“理论命运多舛，中国的道路便坎坷。理论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我们只有达到凭借理性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才能自立于现代民族之林。因此，我们对理论命运的呼吁，也就是对中国命运的呼吁” 。在先生看来，理论的命运与时代的命运、与民族和国家的民族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的种种悲剧，是有着其深刻的理论上的原因的，因而只有从理论层面全面反思和清理这种理论的原因，才能真正避免悲剧重演，并给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带来希望。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先生在不同阶段思想“变化”中的“不变”的旋律。当先生致力于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时，对先生来说，建构一套新的教科书体系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要紧的地方在于：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乃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深层的理论基础，只有全面破解这套教科书体系，才能彻底消解计划经济的合法性，为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带来希望；当先生沉潜于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和哲学观念的更新时，他心中所想的是：本体论化的、从先验原则出发来规定现实生活的思维方式是以人现实生活和未来的丧失因而是以窒息人的希望作为代价的，只有抛弃这种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才能把属于人的现实生活归还给人自己，从而使每一个都能够面向未来，去勇敢地去做自己的梦，去憧憬、追求和创造自己的希望；当先生对市场经济进行哲学深入反思时，他最根本的思想旨趣是：只有把市场经济置于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觉意识到其对于人的生活所具有的正负价值，才能增强我们实践的自觉性，从而为中国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更加适合人生活的未来社会。先生生前最后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题为《中华民族的未来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有人把它称为先生的“哲学遗嘱” ，在该文中，他明确地说道：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从这一意义说，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这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遇、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今天，先生已经逝去，但重读此文，我们似乎仍能看到先生那饱含希望的目光，我觉得这种目光纵贯在他哲学探索的各个阶段，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的民族和中国社会面临不尽相同的现实课题和需要突破的实践障碍，因此，先生的哲学思考的重心也相应地有所“变化”，但始终“不变”的一点就是：运用哲学反思的利器，破解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过程中最急需解构的理论教条和思想陷阱，来为中国社会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从陈腐走向清明，行使播火启蒙之功能，从而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去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未来寻求和创造美好的希望。
　　也许有人会说，哲学家理应“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纠缠”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对一个哲学家来说岂不是有些狭隘？对此，先生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从哲学史出发，发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哲学总是充满着差异和个性的，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与俄罗斯哲学之间，都表现出鲜明的不同特色和取向，在先生看来，之所以如此，是与这些民族和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所面临的不同生存发展困境、所经历的特殊历史命运和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一点决定了哲学理论不能彼此代替、相互移植，各国只能通过自己哲学家创造的哲学去反映、推动、解决自己民族和国家的问题。马克思曾说，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 ，而这里的“世界”，最直接的就是哲学家处身其中的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后者构成了哲学家最具体的、最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生存“场域”，因而是哲学家不可回避也不应回避的反思对象。先生完全同意福柯的观点：“也许最确定无疑的哲学问题是此时此刻的问题，以及在这个非常时刻我们是谁的问题” ，而寻找和创造民族和国家的希望，正是思考和回答“此时此刻我们是谁”这一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更重要的是，先生执着于用哲学的方式来寻求和创造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未来希望，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相反，先生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希望置于“人”这一更大的坐标之中，在先生心中， “民族的希望”是与“人的希望”内在不可分割的，用哲学的方式去追求和创造“人的希望”，是先生哲学世界中“希望”的另一层重要含义。
　　“人究竟能希望什么”？这是康德所提出的哲学的最基本问题之一。先生在不同时期的哲学思考中，以其独特的方式，回应和阐释了自己对这一康德问题的理解。无疑，在回应和阐释这一问题时，先生相对较多地借助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资源。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是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长期以来，人们在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诠释和解读时，已经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解模式。先生对马克思哲学的阐发是独树一帜、自成一派的，这体现在他对整个马克思哲学的系统理解和许多具体的、专门的理论观点上，在此方面，国内哲学界同行早有共识。但我认为，先生对马克思哲学的阐发，是有着其更为深切的人文情怀，有着更为高远的人文眷注，有着更为宏大的问题意识的，那就是，先生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始终是围绕着“人究竟能希望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展开的，正是这一点，使得先生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在中国特有的情境下达至了国内马克思哲学领域学者罕见的“天人之境”。这一点体现在先生80年代关于“哲学与人的主体自我意识”的思想中，也体现在90年代关于市场经济的哲学反思，但最集中、最完整地表达的还是在先生晚年所着力探索的“类哲学”中。先生以马克思的“类”概念为核心，以中西哲学为背景，立足于当代人类的现实，面向未来，建立一套关于人的理想生活图景和人的理想生命境界的系统学说，在先生看来，就人的生存实践本性而言，“人是一个自为的生命体”、“人是超越生命的生命存在”、“人是宇宙生命的人格化身” ，“人的生存特点是,人作为生命个体的存在，能力虽然很有限甚至可以说很软弱，他却能够把诸多个体生命凝聚为统一整体，并以内化的方式去转化外部世界的自然力量，这就使人具有了不可估量的无限巨大的能量和能力。个体生命所凭借和发挥的,实际是人的合成生命即大我的类能量，是内化于人自身的外部世界的强大自然力量。这里体现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本质性的“一体关系”,并表现了人已超越物种限制,把生命变成自在与自为、自我与他我、内存在与外存在、小我与大我相统一的“类存在”的本性”，因此，所谓人的“类生活”、“类生命”，也就是“天人一体”的生命境界，在先生看来，这种境界，就是每个人都真正实现了其自由的“目的王国”。
　　很显然，按照当代哲学、特别是当今最时兴的“后现代”的眼光来看，先生上述立场是颇为“传统”的。自“类哲学”被提出之后，国内学者对它也有着种种不尽相同的评论和评价。我并不认为先生的“类哲学”以及其它方面的哲学探索是毫无瑕茈和缺憾的，但是，在这个以求新逐异为时尚的时代，先生在经过严肃的深入批判工作之后，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所建构而所的“类哲学”体系，我认为是值得人们予以高度重视的一项创造性成果。其重大意义至少体现在如下三个基本方面：
　　其一，在我看来，“类哲学”实质是先生是在当代哲学语境下自觉建构而成的一种“人的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的终结”俨然成为潮流的今天，先生对形而上学的新的可能性的创造性探索，对于我们今天重思形而上学的命运，将是深具启发性的。先生深知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在缺陷和困境，对以本体论思维方式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进行集中而深入的清算，是他一系列论著的核心内容，但先生同时又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本身的终结，而只是意味着某种特定形态的形而上学必须被抛弃。在先生看来，我们应该抛弃的是以追求终极存在和绝对知识为目标的“外在形而上学”，而需要建立的是以人的生命境界的提升为核心，以人的“目的王国”的彰显为目的“内在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与旧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以“生命境界”代替了“终极存在”，以“内在超越”代替了“外在超越”，以“生存智慧”代替了“理论理性”，以“未来希望”代替了“绝对知识”。在此意义上，先生的“类哲学”旨在实现形而上学的范式转换，重建形而上学的合法性。毋庸讳言，先生的“类哲学”还存在一些可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类哲学”是当代中国学者自觉建构的少有的系统的哲学形而上学体系之一，其成败得失，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其次，“类哲学”作为“人的形而上学”，鲜明地体现了先生把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哲学内在的、深层次的融合起来的自觉努力，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哲学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同样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如前所述，“类哲学”重在人的生命的形上境界的彰显，先生把这种境界概括为“类境界”和“类生活”。在我看来，先生的“类境界”和“类生活”概念有三个最基本的思想来源，一是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二是西方古典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经典理想主义传统，三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以“天人之境”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学传统，先生通过对当代人类和中国社会现实生活本质特征的领悟，批判性地吸取这上述三种理论传统的精华，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了自己个性化的“人的形而上学”，在先生那里，这三者不是外在的相加，而是以“人的生命”觉解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内在结合。中、西、马相结合，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这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代哲学学人的迫切愿望，先生的“类哲学”在此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尝试，其成功和不足，都值得高度重视并引为借鉴。
　　第三，与上述二者内在相关，“类哲学”作为“人的形而上学”，所展示的是一种独特的人文立场和人的理想生活图景，它对“人究竟能希望什么”这一康德式问题提供了一种创造性的阐释和回答。无疑，先生的“类哲学”所表达的人文理想是颇为“古典”和“保守”的，而且在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生是十分自觉、甚至有些固执地坚持这种人文理想，他希望以此来抵制当代社会日益蔓延的物质主义、技术主义与虚无主义，来提升人的精神意境和生命层次。我认为，先生对于古典人文理想的自觉“保守”，正体现了先生可贵的不随波逐流的独立之精神，我相信，只要人们还在寻求希望，只要人们还在追问“人究竟能希望什么”这一康德式的问题，先生所坚持的这种人文立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其永恒价值的。
　　先生以哲学为志业，终其一生，在哲学的世界里辛苦劳作。他对民族和国家的希望、人的希望的关怀始终是与对“哲学的希望”的关怀分不开的，对哲学希望的寻求和创造，构成了先生哲学世界中“希望”的又一层含义。
　　先生深深地知道，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寻求和创造哲学的希望是一个尤为艰难的事业，但先生不赞成心灰意冷的态度，他认为，我们所处的这种思想困境，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命运，关键是要找到并治愈其背后的病根。在先生看来，当代中国哲学最缺少的乃是“有创造性头脑”，他曾说道：“我们并不缺乏哲学理论，并不缺少哲学知识，我们有许多哲学方面的 ‘专门家’、‘学问家’ 乃至‘理论家’，但出了多少能够表征我们时代精神、堪称真知灼见的‘思想’？我们有太多的‘有理论而无思想’的文章和书籍！”，“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照本宣科的研究方式、写作方式，眼睛只看着别人、看着古人、看着洋人、却忘记了还有个‘自我’、自我的头脑” 。先生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出版前，在为其定名时，先生开始想使用“哲学生命的创造本性”，意在强调：真正的哲学，其生命存在于自由的创造之中，舍此只能是哲学的堕落和死亡，后来，先生决定直接使用他写过的一篇论文的题目，即“寻回失去的‘哲学自我’”作为书名，在先生看来，哲学具有民族性和人类性，但更具有“个性”，民族性和人类性只有通过哲学家个人的生存体验和生命领会即哲学家的“自我”来予以体现，而构成哲学家“自我”的核心便是“自由精神、独立创造”，先生曾给“自由”和“创造”作过这样的解释：所谓“自由”，就是“由自”，即其根据完全在自身之中而不受外在力量的支配，所谓“创造”，就是“无中生有”，其能量完全来自生命的自我孕育和喷发而不是来自外在的权威，先生在长期的哲学生涯中，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哲学的最大悲哀，就在于我们哲学思考的根据恰恰不在“自身之中”而在于外在的要求和规范，我们哲学思考恰恰难以做到“无中生有”而总是受种种外在教条的束缚，先生感叹道：“连马克思的本来属于解放人们头脑的哲学我们也采取了这种‘灌输’的方式去束缚人们，我们怎能培养出哲学家来？” 有一次，先生曾被问及当代中国为什么出不了真正的哲学家，先生答曰：因为哲学失去了“家”！先生没有对何为哲学的“家”作进一步的阐发，但在无言之中，闻者已全然领悟先生这一感叹中所饱含的无限沧桑，感受哲学与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命运之间的复杂关联。
　　在先生看来，“所谓哲学，不过就是人为了获得自我本质、升华自我人性，以理论形式所表达的那种人对自我本性的意识，以及人作为人所应有的看待世界事物、对待自身生活的那种人的态度、人的观点和人的境界。为人们提供人性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精神意境，以便使人的行为能够达到自觉，这就是哲学的基本作用” ，因此，哲学的希望与人的希望之间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关联。一方面，哲学的希望在于人的解放，奴役人格、人身依附，是无法为哲学带来希望的，不成熟的理论形式同发育不成熟的人的状况完全相适应。随着人的成熟和发展、现实力量的增长和提高，世界对人的关系和人对世界的观念也就不能不跟着发生变化，因此，先生寄哲学的希望于人的解放，期盼通过人的真正“自立”、“自主”和“自律”，能够催生出反映人的本质业已充分展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创造的之间已具有新的更高融合关系的哲学理论；另一方面，哲学思想的解放也将带来人的希望，对此，先生说道：“我们对待或解决人类社会生活的问题，不论有无明确意识，在我们的头脑中都有一个关于人和人性的前提假定，人们看待和解决生活的那些具体观点都要体现一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意境。这就是哲学发挥作用的领域。哲学的这种作用是非直接性的，也就是说是在无形中发挥作用的，人们往往感受不到，所以才会觉得哲学无大用处。我们从历史上看，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有它们表达自我精神追求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同，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观点也就不同。生活方式的变化会导致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变革；反过来说，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价值观念的更新、精神意境的提升，也就意味着基于本性的生活方式将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先生所真心希冀的是，通过哲学与人的双重解放，给民族、国家和人类的未来带来希望，给当代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带来希望。
　　希望乃是我们这个艰难的时代最匮乏的东西。高清海先生一生坎坷，但他始终执着于对希望的寻求和创造。这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留下的将长久点亮后人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切都会死亡，唯有希望永恒，以赤诚之心、以全部生命，寻找、创造和点燃希望的人，也将因此而进入永恒。
　　
　 （该文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