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作历史研究的会有三种趋势：信古、疑古与释古。他认为“信古”与“疑古”说到底都不行通，唯有“释古”才是唯一正道[1]。我们这里可以在并非完全符合冯先生原义的基础上套用此说法：理论自信源自于言说前提与氛围的宽松与无多禁忌，也就是对教条的怀疑与突破，此之谓“疑古”；理论自信来自于对经典根本问题与真思想的敬仰与遵从，此之谓“信古”；理论自信发自于言说者和研究者的深厚学术功底与文化传统底蕴及其畅所欲言的胸怀与境界，此之谓“释古”。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的是一种突破旧框架的勇气与智慧，今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则似乎面临着“失范”或“无范”可守的危机，从而需要一种别样的坚守、自信和对“新统”的敬奉。本文仅以晚辈的敬意，从高清海、孙正聿二先生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与开拓贡献方面谈点自己的体会，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本文标题所说的那种“风范儿”。
一、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突破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革、探索与创新之路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这段丰富曲折的思想史不容晚生后学遗忘，当常珍视、反思与回味。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与当代化解释之路始于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突破、改革与对新教科书范式的探索与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需要具有新形式、新内容的教科书。反对教科书思维但并不等于反对教科书这种表述方式。目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严重“失范”现象之一就是相对缺少具有权威性的教科书这种表述形式，即透彻性、经典性和通俗性相结合的表述形式。一味地对反对教科书表述方式，或许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陷入支离破碎的历史文本的注释，沦为狭隘的门派之争与生僻的词语格义或变相文字游戏，从而失去对时代的关注和对大众的影响。基于此我们还要为教科书范式辩护，也为以高清海先生为代表的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代学人在教科书创新方面的贡献表示敬意。
将近一百年前，一位魏玛共和国时期最有才华的德国哲学史家克朗纳在题为《从康德到黑格尔》这部无法复制的抗鼎之作中，曾满怀激情地回忆起在他一百年之前的那个辉煌一时的德国古典哲学史时说：“从康德（1781）到黑格尔（1821）这四十年间，是欧洲思想史上除了希腊之外绝无仅有的思想高峰期。那个四十年间，一股基督教的末世学情绪笼罩在德国思想界的上空，这就是‘真理展现的日子’，除非马上来临，不然将永远无法实现。”。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均以无与伦比的自信宣布真理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一个敢于思想真理的伟大时代。借用1818年黑格尔在刚刚就任职柏林大学校长时的开讲辞的一句话来讲，这是一个“哲学基础得到重新巩固，思想的青春得到恢复的激情燃烧的时代。在以往的时代，哲学曾经给政治带来了空前的荣誉，但这个时代的哲学要为学术和宗教的荣耀和神圣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一短暂而伟大的时代所遗下的观念将会一直活着,并将在每一个精神在挣扎的当下再次活现。”无独有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在这短暂的十余年间，中国哲学思想界重演了这殊为难得的自由思想春天的一幕。正是在这种时代精神感召下，高清海先生所代表的那个年代最有创造性影响的著作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1985）一书问世了[2]。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俄国十月革命送给中国人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框架，特别是大众化、实践化的主要载体即教科书体系，也基本上是来自于苏联教科书体系，可谓“萧规曹随”、“孔步亦步、孔息亦息”。而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祖本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即由斯大林执笔而成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它的理论权威主要体现在政治权威上，而政治权威实际上变成思想枷锁。如此一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苏联教科书体系常有“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强烈思想束缚感。但就其具体理论而言，则存在着诸多问题。其弊端之一就是缺少对马克思哲学原著的精深地解读，反倒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许多近代唯物主义性质的“危险增补”，这也就导致其无法历史地、完整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本真精髓。
身处思想界这种“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趔趄”的压抑气氛，高清海等许多老一辈先贤巨擘以哲人的勇气和睿智，大胆地突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所设置的教条框架与重重误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崭新理论范式，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首先，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一书的历史贡献。在这部时人评价“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哲学教材中，著作者们借鉴列宁、毛泽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奠基的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打破传统自然物质本体论、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观的等级制、条块式的分割，用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分立、转化和统一的辩证方法论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亦可说是人化自然本体论）、主客体统一辩证法、主体建构客体的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历史观。当然，由于受成书时间、团队成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部理论深度在当时无出其左右的教科书也存在不少缺陷，主要是还带有了历史旧迹与过于思辨的专著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它的时代影响力。
作为高清海先生的学生，孙正聿先生继往开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所主张的反思性哲学理论已经彻底突破了原有教科书体系，从而开创了一条通过回归德国古典哲学来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之路。孙正聿先生在自称是“离经而不叛道”的《哲学通论》及其他相关著作中，通过重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论述，将传统唯物主义认识论从反映论推进至反思论，指出晚年恩格斯所强调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主观与客观、物质与意识两种实体相互作用或决定--反作用的模式，而是反思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命题，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思想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孙正聿先生在其新构的哲学基本问题框架中，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哲学史上新的理论范式和现代哲学的革命：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经典范式是古代以追求人类、社会乃至自然之外永恒的实体存在为特征的终极实体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其与古代宗教、中世纪的神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第二个经典范式是以从笛卡尔到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主体建构客体的认识论革命；第三个经典范式就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观、历史观革命为导向的从思辨的反思的意识哲学往实践的存在论的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近代认识论也不是古代本体论，而是实践的历史的存在论[3]。
总体而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吉林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与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哲学系领头和率先推动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改革，呈现出三个亮点：第一，把作为过渡环节的认识论突出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主导结构，从而实现了从本体论主导到认识论转向的新体系；第二，把传统教科书中思维—存在的反映论模式转变为突出人的主体性、实践的根基性的，以主客体辩证统一为主轴的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融为一体的哲学逻辑；第三，通过大量引进苏联哲学界和“二战”后西方心理学、认识论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从以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理论为代表的传统意识论向以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为主的建构认识论的转变。
具体而言，高清海和孙正聿先生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突破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高清海和孙正聿先生突破了传统教科书体系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读上存在的理论误区。自从人类诞生起，人就面临着自身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最基本的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在传统教科书体系中：一方面，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被严重地忽略了，或者将其表述为一个问题或者问题的一个方面，正是由于传统教科书没有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出发去阐述全部哲学问题，所以导致传统教科书体系无法形成一个内在统一的逻辑体系；另一方面，即使注意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却主要是从本体论或认识论去理解，而严重忽略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概念，导致了在面对哲学最基本问题时，没有从实践的理论框架去诠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就忽视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过程中的革命性意义。因此，高清海和孙正聿先生通过对恩格斯称之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即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研究中，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用实践的观点来重新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高清海和孙正聿先生突破了传统教科书体系把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者割裂的状态，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列宁强调，在哲学科学的一般理论中，辩证法、逻辑学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三个东西。然而，苏联教科书体系将辩证唯物主义分解为本体论（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三大部分，这三个部分是互不统一、彼此独立的部门。传统教科书体系也按照苏联教科书的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成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狭义的）、唯物史观四大块，各具独立的内容。尽管它们被安排在一个体系中，其间也有某种联系，但这样的结构不适合表现辩证法与唯物论的内在统一性，也不适于表现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内在统一性，在哲学理论观点上，自然难以表现出区别于旧哲学的核心特质。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看成唯物主义一般理论、辩证法一般理论同社会历史观的简单合成。
第三，高清海和孙正聿先生突破了传统教科书体系严重缺少对主体关怀的心理禁区。由于受到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在相当长时间里，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旦有学者谈到人的问题，就很危险，常会被扣上“唯心主义”甚至是“自由化”的帽子，这将会导致在研究上放不开手脚，不能深入地思考和研究哲学上的经典问题。在哲学的诞生地古希腊，先哲们就在不断地思考着人的问题。刻在德尔斐神庙上最有名的一句箴言就是“认识你自己”。然而这些哲学的精髓却被苏联教科书体系丢掉了。苏联教科书体系过于强调客观规律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则是臣服在历史客观规律下的奴仆。然而，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是对人的主体关怀，如果哲学失去了对人的主体关怀，那么哲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二、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问题
面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种种理论弊端，高清海先生和孙正聿先生开时代之新风，突破传统教科书理论体系的束缚，开创了新教科书理论体系。新教科书理论的核心逻辑就是回到根本即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问题的根本，既要从哲学的历史原像处寻找与恢复，但更要从哲学永恒的问题和时代的问题入手，而不能沉湎于对经典的解释与对传统模式的解构以及对新奇的思潮的追逐中去，那会因小失大并且迷失方面，陷入无根的肤浅与经验的沙滩上。这种深度的、综合的、反思的经典解释学精神体现在高先生与孙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根本问题的推陈出新与综合创新上。这些思想主要体现高清海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和孙正聿先生的《哲学通论》这两本新教科书中。具体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恢复与创新
面对苏联教科书忘记和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高清海先生和孙正聿先生恢复并从新的理论视野对其进行阐释。高先生主要从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统一的角度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意识，恢复了人的主体性与人的解放的价值关怀这个基本问题；孙先生继承了高先生的理论成果，并提出了很多有意义和价值的理论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是从“反思式”的新视野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
第一，高清海先生从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统一的角度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恢复了人的主体性与人的解放的价值关怀这个基本问题。高清海先生首先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高清海先生在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中就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因为只有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地回答和解决哲学中的其他问题。”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定义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时，就避免了本体论中单纯将物质或者精神其中一个作为理解世界出发点的片面性，有效地克服了旧哲学中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分立。那么，高清海先生是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呢？
高先生敏锐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即从实践的理论架构来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将二者统一于实践活动中。他总结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把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和一切哲学问题都放在实践活动中来理解。提出了实践，也就找到了把握以往各种观点内在关系上统一起来并克服它们片面性的现实基础，这才使哲学达到了科学的高度，得出了一个能够全面认识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理论思维的观点方法。要正确解决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哲学基本问题，就必须将其放在实践基础上。”如果脱离了实践活动，单纯的研究思维问题或者存在问题，都将陷入到片面中，都无法真正地把握这个世界。在实践活动中，高先生尤其重点提到了人作为主体的作用。实践活动需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和意识的能动性，当主体充分发挥生命的力量去进行实践活动时，才能使主体和客体高度融合，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实践活动才能获得成功。由此可知，不经过、不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论转向与辩证法转向的回归与改造就不可能有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言说的合法开端与思考平台。高先生的贡献是恢复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与当代意义中的核心位置，从而突破了无主体的本体论式的旧哲学的束缚。
第二，孙正聿先生在继承高先生实践论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反思论。孙正聿先生作为高老师的学生，接着先生的教导，继续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并提出了通过“反思”来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基本关系，他指出“只有在‘反思’的意义上，才能理解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孙先生的“反思”概念是针对我国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存在的理论弊端提出的，孙先生认为，“我感到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最大问题，是把对哲学的理解限定在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关系之中，也就是仅仅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哲学，而没有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多种方式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和解释哲学。我觉得这是理解哲学中的最大问题，所以也是整部哲学通论着力论述的问题。”。这种对哲学的解释，自然会引起科学界的不满，哲学怎么会成为科学研究中的规律，这种理论上的僭越会导致哲学越来越失去话语权和受尊重的地位。在当今的学科专业化分工如此细化的时代，当哲学试图统御所有学科时，哲学必然会走入死穴。那么哲学究竟该如何给自身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呢？那么首先要回答的就是哲学是什么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孙先生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回顾，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做了系统的研究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得出“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问”这个重要结论。他指出，“我的基本认识是：不是哲学恰恰是科学，以整个世界为对象，从而构成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而哲学则是以科学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为对象加以反思。哲学对科学的关系，是反思关系。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曾经风趣地说，只有当着哲学被驱逐出它的全部世袭领地并且无家可归的时候，哲学才真正做到了以四海为家，也就是把人类所形成的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都作为自己反思的对象。”在此基础上，孙先生基于他深厚的思想史背景，对“反思”概念的哲学内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孙先生认为反思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是与科学不同的思维方式。科学是以世界的全部领域和人类的全部活动为对象，从而构成了关于世界的各种“思想”(知识)；反思则是以科学所提供的关于世界的全部“思想”(知识)为对象，研究理论思维的前提，追问理论思维的“前提”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反思是“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具体科学都不自觉地认为“思想”（知识）是正确的，而反思的目的则是揭露思想的内在矛盾，以及思想之间的矛盾，从而为人类思想敞开自我批判的空间，推动人类思想的变革，并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思考一直伴随着孙先生的哲学之路，在提出通过反思概念去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后，孙先生仍然继续思考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进一步地指出：“只有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达到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实践论理解，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解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实践转向’”。孙先生从人的实践活动来关注人的存在，开启了从认识论向实践存在论的转向。诚如孙先生所言：“哲学，它作为人类思想的‘反思’的维度，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存在方式——实践本性——之中。”
（二）对列宁《哲学笔记》“三统一”思想的重新阐释
通过对列宁《哲学笔记》中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三者统一思想的系统研究，高清海先生和孙正聿先生从不同的理论层次对其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并开拓了新的理论视野。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高清海先生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体论上升到认识论辩证法。高先生主要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和列宁《哲学笔记》认真仔细的研读，指出了苏联教科书体系将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三者分割开来存在的理论问题，这种割裂导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本体论化倾向。面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本体论化倾向，高先生认为仅仅依靠改革传统教科书的逻辑体系是不能够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必须要以新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于是，高先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从本体论上升到认识论辩证法。从本体论上升到认识论辩证法需要把握住以下五个原则：第一个关键是抓住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者统一的原则。第二，要始终坚持从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出发处理一切哲学内容。第三，要用全面观点去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先行哲学的关系，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全部旧哲学的否定，又是人类优秀思想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第四，必须把唯物论与辩证法内在地统一起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内在地统一起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完备彻底的唯物论哲学的“一整块钢铁”的性质和特点。第五，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实践和科学不断发展所获得的强大生命力，及时总结和概括科学取得的新成果，解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不断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丰富它。
与此同时，高先生依据列宁《哲学笔记》的理论观点，即“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提出了认识论就是辩证法。认识论就是辩证法强调把认识论与辩证法统一起来。具体体现在，认识论要把思维与存在统一起来，必须以辩证法为自己的内容，“认识论必须包括辩证法的方面去理解。这当然是对的。必须把辩证法运用于反映的过程和发展，必须从辩证法去理解认识学说的内容和实质。旧唯物论的根本缺陷就表现在这里。由于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致使它们的理论变得极端片面。”。与此同时，辩证法也是认识论，因为辩证法是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任务的。辩证法不但应当揭示出自然和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更为重要的是，还必须把这种规律运用于人类的思维活动和认识的发展过程。
第二，高清海先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升到实践存在论的高度，开启了从认识论向实践存在论的转向。高先生从最初的“本体论”接触哲学，到从“认识论”理解哲学，最终形成“实践论”的思维方式。高先生经历这一段理论历程后，他深刻地体悟到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概念的理论精髓，看到了传统教科书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巨大差距。这种巨大的差距特别体现在，苏联教科书严重缺少对人的主体性关怀，而高先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升到实践存在论的理论高度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浓厚的主体性关怀，并开始思考和关心人的存在方式，因为，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人是按照自我意识的内在尺度来衡量和改造客观对象的。主体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实现自我”和“发展自我”，最终是把自在的世界变成“人化了的自然”或“属人的世界”。通过实践存在论的哲学转向，可以将主体从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和僵死枯燥的话语方式当中解放出来，把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无我”哲学变成“有我”的哲学。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给我们留下的巨大理论遗产。这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了又一个理论高度和境界。
第三，孙先生在高先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对资本主义统治逻辑的认识论、辩证法、存在论的批判上，恢复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精神——既不是近代认识论更不是古代本体论，而是实践的、历史的存在论，从而避免了存在论转向的过度诠释所造成的失范危机。这既是意味深长的，而且是令人期待的。通过对《资本论》的深刻解研究，孙先生提出了存在论、认识论、辩证法三者相一致的思想，这是建立在反思全部的哲学史、重新理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和怀着对人类终极价值深刻关怀的基础上。具体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孙先生对《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入思考是建立在对黑格尔《逻辑学》和列宁《哲学笔记》系统解读的基础上的。孙先生曾系统的研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他指出：“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他在《哲学笔记》中所阐发的辩证法思想，具有独特的重大意义。”。通过对《哲学笔记》辩证法思想的研究才能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精髓，因为《哲学笔记》“主要是在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资本论》双重语境的互动中形成的：一方面，列宁始终以‘参看《资本论》’为出发点来探索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意义’；另一方面，列宁又以‘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的理论自觉而重新理解和阐释《资本论》。正是在《逻辑学》与《资本论》双重语境的互动中，形成了列宁《哲学笔记》的辩证法思想：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一致’的辩证法。”。
二是孙先生在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三者相一致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相统一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体现了孙先生的理论创新，展现了孙先生对人存在价值的终极关怀。那么如何理解孙先生提到的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相统一的思想呢？
其一，《资本论》是马克思充分发挥思维的自觉性，以思维的规定性去思考和把握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思维对现实社会存在的自觉认识，如果离开了思维对现实社会存在的认识，那么现实社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更谈不上建构一个关于认识的逻辑体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论》是关于资本运动的认识论。《资本论》是以思维的自觉性和规定性去思考和把握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乍一看来，《资本论》展现的是商品、货币、资本等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但实质上，孙先生认为，《资本论》中提到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将存在论引入到《资本论》的研究之中。在《资本论》中，商品、货币、资本关系的背后隐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所体现的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生产关系问题。通过对商品二重性的理解来理解劳动的二重性，在《资本论》经济范畴的哲学内涵的启示下，来理解人的存在状态和意义。以思维的规定所把握的现实的规定，是在中所掩盖的人和人的关系，它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离开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商品货币资本地租利润等全部经济范畴。
其二，《资本论》是由一系列经济范畴所构成的理论体系，离开这些经济范畴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就不存在《资本论》。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论》就是关于资本运动的逻辑。在《资本论》直接呈现的一系列经济范畴所构成的理论逻辑体系的背后，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离开了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无法把握《资本论》的经济范畴和整个逻辑体系，也就无法真正理解《资本论》的哲学精髓。
总而言之，孙先生提出的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相统一的思想使《资本论》的研究再一次回归到了人的问题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从人的现实关怀出发，从既有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来实现人的存在价值、人类解放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畅所欲言、海纳百川的思想风范
还清楚地记得，高先生在2001年中山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全国马克思哲学论坛上神情并茂、绘声绘色的一段文字，足显其卓而不群的精神境界。他说：“马克思是‘一个的’好呢，还是‘多个的’好呢？我看还是‘多个的’是好事儿。”“现在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危机四伏，该需要有人来管管了，那到底该由谁来管呢？不是哪个人、哪个政府、哪个国际组织，而是一种崇高的精神思想”。还记得有多少次，孙正聿先生抑扬顿挫铿锵有力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离经而不叛道”、“爱吾师但更爱真理”！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批判揭露非启蒙世界的神圣的异化，而且更要批判今天这个非神圣的物化的世界的异化，还今天我们的世界时代人类以思想的光芒！这些话正是我们时代畅所欲言的大师最精彩、最有神韵的声音风范。
我们要珍惜要聆听和敬奉这种声音。伽达默尔说过，理论的本意就是对神圣事业的敬奉：“理论[theoria]一词的原初意义是作为团体的一员参与那种崇奉神明的祭祀庆祝活动……理论一词的最初意义是真正地参与一个事件，真正地出席现场”。没有神圣可敬的理论是自信不起来的。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缺少一种理论自信，一种畅所欲言的风尚，在比较年轻的一代学人身上格外明显。这种不自信不自由的原因很多，功底不够肯定有，但专业的狭隘性、问题意识的闭塞性、方法论上的过于技术化诸流弊肯定是有的。我们反对那种无专业的漫无边际的“万水千山总是情”的研究方法，此法失之在泛空；要有专业意识、问题意识、方法意识，但也要警惕过分专业化、技术化、碎片化的实证化研究思潮流派而迷失了根本方向与问题，此可谓“我的眼里只有你”，该法失之在烦琐。高孙先生的畅所欲言这种真自由尽得风流的传统人文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开阔胸怀的表现，也是大众化影响的大师的魅力所在。高清海先生和孙正聿先生以哲人崇高的使命感和执著的自我意识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命运进行了深思。这体现了哲学家的不可或缺的人文情怀和对自己所从事的哲学事业的挚爱，对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自觉，对自己所进行的哲学探索的自信。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哲学事业脚踏实地的研究。当高清海先生提出用实践原则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时，就充分的展现了他对自己哲学事业的理论自信。这种理论自信来源于他脚踏实地，认认真真的科研。虽然当时受到学术资源和学术团队的限制，但是高先生仍然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认真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理论源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缺少对德国古典哲学知识与思想素质的系统训练。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大概就是大多数学者面临的诱惑太多，很难沉下心来专注于研究。如果以哲学为业的研究者没有坐几年冷板凳的精神，静下心来仔细品评古典哲学的理论价值，那么就很难做到返本开新、见卓于微，对人类的经典问题做出解答。高先生求真务实的精神值得我们后辈铭记，并努力做到身体力行！从以高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先贤们身上，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那种“高山仰止”的崇高境界：“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中庸》语）
二是具有执着的自我意识。哲学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人”的解读，哲学研究最终要回归自我，关注主体自身。高清海先生在晚年的时候特别强调哲学研究上的主体性关怀。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阐述上，高先生的理论深度和人生境界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可以说将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东方哲学的智慧融为一体。也正是高先生对人的生命的关注，才支撑他有勇气改变教科书体系。“哲学就是人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的理论表现。哲学的基本功能，也就在于提高人对自身主体性的意识，在于帮助和指导人类提高主体活动的自觉性。哲学理论的发展就意味着这种自觉性本身的不断发展和提高。哲学经历了从最初注目于外界事物，而后转向主体自身，最后走向二者统一的不同发展阶段。我由‘本体论’接受哲学，后来逐渐进到从‘认识论’去理解哲学，经过对人——主体的思考阶段，最后提升到实践论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促使我要去改变哲学教科书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高清海先生开始对主体意识进行了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中，高清海教授对人类认识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做了理论上的说明。这些理论上的尝试都为我们日后研究人的主体意识问题奠定了基础，开辟了新的理论视野。在认识论的研究过程中，高清海先生最后回归到对东方哲学的思索中，这就打通了一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路径。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文明的相结合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具有现实的理论路径。
三是不断实现自我灵魂的超越。人生的意义就是不断地对自己的灵魂进行磨砺。可以说，一个人能够真正地做到彻底的反思是很艰难的，因为，反思是一种生命之思，是对人类灵魂的拷问。孙先生在《哲学通论》中，具体阐释了反思活动的基本特征和反思的两个基本层次。反思活动具有“超验性”、“批判性”、“综合性”、“前提性”的基本特征。反思具有两个基本层次：一是思想对自己的思想内容的反思，二是思想对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的反思。反思最重要的功能是对思想前提的反思，这是最难做到的。因为，以思想前提为批判对象的哲学反思，具有两个最根本的特点：一是揭示思想内容中“隐匿”的“前提”，即从哲学反思的思想维度去揭示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使思想的前提由“幕后的操纵者”变成“前台的表演者”；二是以哲学反思的逻辑去审视这个走上“前台的表演者”，迫使它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从而解除原有思想的逻辑支点的构成思想的逻辑“强制性”。所以，要想做到对既有思想前提的反思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广阔的心胸。要做到这些就一方面意味着挑战权威，面临失败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对自身的否定，是对自己的革命，是向自己开炮的行为。只有怀着一颗不断进步和追求自我成长的心，才能做到反思。这也是哲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孙先生通过反思概念彻底打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教条主义和逻辑的强制性，这是对真善美最好的诠释。此中真是一派“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的神清气爽的禅家境界，一腔“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哲人胸怀！
[1] 参看冯友兰“古史辩序”，载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0页。
[2] 参见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3]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在当时学术界基本达成了共识。参见孙正聿：《哲学通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