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追随“思”，既是对我们所追随之人、所爱戴之人的追忆，又是对我们所追随的思想、所沉浸的哲学的本源的回访。我们在追“思”中启程，在回访“本源”的途中出发。

今天，这两种追“思”交织成为一种情结，使我们得以透过十年的时间距离和情感的沉淀，去阅读，去聆听，去感悟，去追随一种历久弥新的哲学气象。这是一种卓然永驻的思想的气象，是一种延绵不断的学问的“情结”。“高清海哲学”可以为这种“情结”和这种“气象”命名。

追随“思”，在这种特定的“情结”和“哲学气象”中，既是追思我们一直追随的一种“为人之道”，也是追思我们永远不会偏离的一种“为学之道”。追思其人，追随其思想，感悟“为人为学其道一也”的真谛，我们负载着一个庄严的使命：

为了“人”的觉悟，为了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思想的觉悟，我们追随“思”。

二 

追随“思”，首先映现脑际的关键词是：“高清海哲学”。

什么是“高清海哲学”？十年前，告别先生，我们一直面对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说，“高清海哲学”是当代中国的理解环境和话语条件之下的一种“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即不是通过移植或介绍西方哲学，也不是通过重新诠释中国传统哲学，而是在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关联中进行思想探索和理论创新，因而实际地发挥了一种“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的作用呢？有很多理由支持这样的一种理解。

“高清海哲学”从问题意识的发源看，是关于哲学自身的问题，属于哲学的元问题。这奠定了从哲学基础理论方面寻求创新和突破，进而生发出一种刚健有为的“哲学”启蒙效应的思想道路。

追溯起来看，先生的哲学思想之路，始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的对象、内容、性质的批判性理解和探索性思考。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与老一辈哲学家刘丹岩先生合写的一篇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关系的学术论文中，就初步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980年昆明会议上，先生发表了他对这个问题长期思考和研究的成果。提出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理解哲学，再反过头来，从对哲学的理解出发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探索的道路。这项工作是以一种元哲学性质的反思批判，同时面对历史、理论和现实，因而在对哲学史的理解、哲学自身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的理解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创新性理论。先生以这种理解，重新编写西方哲学史，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撰写体现他这一时期对哲学自身之理解的专著《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通过这些工作，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急剧变革的年代，走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的最前沿。他以哲学的方式，把握中国社会涌动的时代精神的脉搏，思想探索的核心集中体现在对哲学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时代精神内涵的理解和诠释上。这构成了“高清海哲学”的“思想”的底色，即紧紧围绕“人的主体性的觉悟”这一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核心运思。

“高清海哲学”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进入“主体性哲学”和“哲学的主体性”。先生认为：人是哲学的出发点；人的实践本性是理解哲学的反思性本性的关键点和出发点；哲学史就是人的自我理解或自我认识的发展史；哲学是人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的理论表现。先生自述说：“我由‘本体论’接受哲学，后来逐渐进到从‘认识论’去理解哲学，经过对‘人-主体’的思考阶段，最后提升到实践的思维方式。在达到这一最高点时，顿有豁然开朗之感。”[1]比如，讲到“真理标准大讨论”及其所产生的思想解放运动时，先生说，实践标准要破的是理论标准，它真正在哲学上要引发思考的是要问我们的理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归根结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因此，一种健全的批判性质的哲学意识的觉悟，是先生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变革的着眼点，因为一种呼唤主体自我意识之觉悟的哲学，必然是一种实践批判的哲学，是一种贯注了实践观点或实践思维方式的哲学。把这种“哲学的主体性”贯彻到对主体性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中去，就形成了先生在“主体自我意识的哲学”之后着力推进的“类哲学”视野下的类主体和类意识的觉醒。这当然包含了无限广阔的思想空间，是对“人之觉醒”的时代意蕴的又一次的深度揭示。类哲学提供了一种从实践观点重新审视现代性条件下高度个体化、单子化、碎片化的人类生存所遭遇到的诸多困境的“正题法则”。

“主体自我意识的哲学”带来的一个理论效应是一种“哲学自我”的确立，一种“哲学主体性”的昂然挺立。它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理解环境和话语条件下破除了哲学原理教科书为代表的教条化的哲学理解范式和哲学诠释模式，为哲学的“讲坛”和“论坛”立起了一个批判性的维度和一面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旗帜。当然，突破旧体系的束缚总是与探索哲学的新的理解方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先生确立起“人是哲学的主题和哲学的奥秘”，也就确立了他一直寻找的“哲学自我”和他从事哲学思想的“价值元点”。从“人”的双重生命本质或双重本性（“种生命”和“类生命”）出发理解人，既是对马克思哲学精神的精妙的提炼和概括，又是对哲学反思现代文明或现代生活的时代精神内涵的准确的捕捉和定位。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系统地阐述他对“类哲学”的理解，一方面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提供了一种创造性的阐发，是以精神契合的方式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思想的典范，另一方面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盲目追逐西方后现代时尚之风或解构游戏是一种有力的纠偏。更为重要的是，“类哲学”传递出了一种走向未来的人类必须具备的建立在对人的实践本性、生命本质及人类实践总体性之觉悟基础上的哲学意识。因此，这是一份为人之未来和未来之人准备的哲学思想的“盛宴”。其理论价值和时代性内涵是无论如何评价都不算过高的。而先生并没停留于此。从“类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相通或融合的体悟中，先生不仅看到了马克思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深度契合，且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哲学、中国思想蕴涵着的博大精深的文明内涵及其解决现代文明难题的无限广阔的智慧前景和可能出路。先生不是从中国哲学的专家（他自谦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的视角上，而是从他对哲学自身的理解，从他对“哲学与人”的相互诠释的精神本原的视角上，从他致力于推进的类哲学的理论探索与中国哲学的气质相通的融合点上，提出了中国哲学之“觉悟”的任务。为此，先生留下了“中华民族应该有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精神的期盼”和“哲学的憧憬”。

这是一条思想道路的探索，是思想浸进时代而时代在思想中呈现。

在上述意义上，“高清海哲学”有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人的觉悟”。首先是主体自我意识的觉悟，其次是人的类生命本质和类意识的觉悟，最后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思想的觉悟。这里所说的三种“觉悟”，归结起来就是在当代中国的理解环境和话语条件下的“人的觉悟”。我们可以把这种“人之觉悟”理解为“人的启蒙”和“哲学的启蒙”。因为，这条思想探索之路的延展所围绕的核心，就是“人与哲学”。而先生在这两者之间布展一种厚积薄发的哲学思想，正是以一种“哲学的启蒙者”的声音，呼唤“人的觉悟”和“哲学的觉悟”，进而呼唤“中国人的觉悟”和“中国哲学的觉悟”。

三

追随“思”，我们走进一片当代哲学的“丛林”。然而，不论身在何处，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座巍峨耸立的哲学基础理论的“高原”。这是一个肩负着崇高思想使命的“高原”。“高清海哲学”是她的灵魂和核心。

“高清海哲学”是由“主体自我意识的哲学”、“类哲学”和“中国哲学”三个维度铺成的一条哲学探索之路。在前两个维度，先生的哲学探索分别在“显”（主体自我意识的哲学）和“隐”（类哲学）的意义上开创出一种“哲学之启蒙”的效应，其中“类哲学”的探索隐含着的启蒙效应仍然属于当今中国哲学探索的思想前行和努力的方向。而先生指引的“中国哲学之觉悟”的运思方向，则是一个有待展开的无限广阔的思想空间，为未来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中国理解环境和话语条件下的哲学运思指明了方向。这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探索性的，开放性的，未完成的思想之路。

为什么说“高清海哲学”是未完成的？

我所感知的是，在先生不在场的十年间，先生高大的身影虽然只能依稀梦里辨认，但是先生的伟大的哲学探索，先生引领的哲学探索的方向和哲学探索的精神，却是以不在场的方式在场。我们可以说，“高清海哲学”是一条道路，是一座桥梁，是引领我们攀登哲学理论高峰的阶梯。相对于先生留下的书稿或以文字形式呈现的哲学探索的足迹来说，先生从事哲学的方法，尤其是那些未见诸文字而以言传身教的方式留下的“道”或“悟”，弥足珍贵。先生所传授的哲学思想之“道”和哲学创新的方法是我们用来守望哲学真理的精神的馈赠。

首先，是关于“学问”即“思想”的方法。我们总是不断地问，“思想”与“学问”到底哪一个更重要？或者再问，我们这个时代最缺的是“思想”还是“学问”？这个问题，在先生看来是不成立的。因为“思想”就是“学问”，“学问”即“思想”，没有“学问”的思想必定流于空疏，而没有“思想”的学问一定是僵化呆板的书斋式学问。

有一类哲学家像狡猾的“狐狸”一样，他们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顾左右而言他，绕着圈子走，将真实的想法埋在了复杂的“学问”之中。表面看起来很有学问，实际上都是雕虫小技，不敢面对真实的问题。如果“学问家”是这样的“老狐狸”，（不可否认，很多时候“学问家”就是如此）则为先生所不取也。

还有一类哲学家像笨拙的“刺猬”一样，他们可能很有学问，但不喜好用学问包裹住“思想”的锋芒，总是寻求一针见血地追问和表达，这通常是“思想家”类型的哲学家。就先生的治学取向而言，他是直道而行的思想家。他将深厚的学问修养和学术造诣，集结成了一股突破重围的思想的劲道，如“刺猬”一样，每击必中，不尚空言。因而，他的思想才有了一股子苍莽的率真和不屈的自由，这是一种崇尚自由思想的大学问家对“思想”与“学问”之关系的亲证。

记得2002年金秋时节，我曾经陪同先生和师母一起游历扬州的“何园”和“个园”。游览完毕，先生说，“这园子太讲究，不喜欢。”后来回到南京，薄暮时分，到玄武湖散步，先生伸出右手指向开阔的湖面说，“这景致宜人，我喜欢。”先生虽然在谈风景，又何尝不是指治学之道？

其次，是关于“笨想”的方法。先生的哲学是一种化“学问”为“思想”的哲学。先生不是不要“学问”，或者反对“学问”，而是要穿越“学问”，要经历“学问”。若此，才是成就一种“大学问”。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先生的治学，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有几分相似。先生传授的“治学”方法，与海氏“林中路”的“行思”方法形成一种有趣的对看，先生称之曰：“笨想”。

什么是“笨想”？先生说，“太聪明的人做不了哲学。”这里的关键和重点是“笨”，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化”若“笨”。“笨想”，是将“学问”化为“思想”的“化”的方法，是学问臻于“化境”的“厚积而薄发”。“笨想”是告诫我们：在治学之路上，在做“加法”时不忘做“减法”，在“收纳”时不忘“穿越”，在“拿来”时不忘“消化吸收”；因此，有时候悬搁书本或学问，面向问题本身，在“笨想”中升华并生出一种豁然开朗之感，是提升学问和思想之境界的必修功课。——这就像古人的“面壁”功夫一样。

因此，“笨想”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学问的自我”或一个“哲学的自我”。“笨想”反对的是一种“学问”的小聪明，反对生吞活剥地引经据典，反对依样画葫芦的“小工匠”式的学问，它是要将学问转化为自我表达，并最终转化为一种自由表达，将我们所倾慕、所追随的伟大思想和学说揉碎了捏出一个活泼泼的“自己”。如此，先生所说的“笨想”之“笨”，乃是一种大智慧的表征，一种大学问的表征。

第三，是关于“说清楚”的方法。先生在治学方法上的一个鲜明的特色，直观地说，就是：“既想好，则说好”。“想好”是“想清楚”，“说好”是“说清楚”。先生品评学问的最高褒奖词就是“说清楚了”。

先生说，“很多时候，说的不清楚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还没有想清楚，没想明白。”至今重温先生训示的这些质朴的话语，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把这些训示和先生的演讲、著作和文章对照起来，就会感悟到，先生“说清楚”的方法，实乃是自己体贴出来的一种“自由问学”之“道”。我们很多的时候，自以为想清楚了，一切清楚明白，如如然，栩栩然，“蝴蝶也”，可是一旦要说出来，则阒然无迹，以至于近于失语或无词，或者反之，连篇累牍，叠床架屋，生造新词，故作高深，结果便是“不知所云”。照先生“说清楚”的意思来解，这两种情况，都是“学问”的“火候”不到，没有想清楚。这本身是很正常，属于“自由问学”的必经环节。

但是，有一种情况则是先生明确反对的。这就是，由于理解的环境和表达的意愿使然，虽然想得清楚明白，但却故意不说清楚，或者违心说话，说糊涂话。照先生“说清楚”的问学方法，当此情形，如若是“真明白”就必须“说清楚”。而对于“明白人”说着“不明不白”的话语将“一池清水搅混”的所谓的理论家和学问家，先生从来不屑于与之为伍。这是原则问题，先生从不含糊，虽“历经坎坷”仍“痴心不改”。——因为，这关乎一个追求真理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关乎哲学家的本色和道义担当。先生讲“实事求是”的真义就是要把话“讲清楚”。“我们靠什么建立新中国？靠什么迎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先生回答说，“不靠别的，就靠‘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而所谓“实事求是”，落实在先生的哲学探索的方法上，就是：既然想清楚了，就一定要说清楚；中间，容不得半点私心，半点退缩，无碍无我，无忧无惧。儒家讲的“孤往之大勇”，即此之谓也。先生训示于我们的“说清楚”的方法，就是“既想好则说好”的方法，就是让哲学“说真话”，“说明白话”，“说普遍话”。由此体悟先生追求的哲学之“道”，乃是一种“说通历史、说通理论，说通现实”的思想之“大道”。

第四，关于“说中国话”的方法。哲学是语言的“道说”。那么，哲学要怎么说话，怎么“道说”，才是清楚明白的说话，才可能“说清楚”呢？先生给出了一个回答：“说中国话”。

这里蕴含着先生晚年的一种深层的担忧和一种日益增长起来的愈来愈明确的觉醒：我们的哲学表达为西化的语言所充斥，所左右，所改变，是一种文化上、思想上方向感迷失的表征，因此哲学要回到本原，从学习“说中国话”开始，进入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思想。

写到这里，我记起2003年上半年看望先生时，向先生汇报我的出国研修计划时说：“打算用一到两年学习英语，然后再出国访学一年，过了语言关后，可能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会有所加深。……”当时，先生未置可否，只是用一贯的温和与耐心听完我的汇报，然后说：“那个，带着学，够了，其实对于哲学来说，并不重要。”然后，先生又缓缓地说：时下，“……哲学说话忘记了说中国话，都是翻译体，到了‘邯郸学步’的地步，要有所觉悟才好”。后来，读到了先生发表的“中华民族应该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一文，领会到了先生说话的真正关切。

“说中国话”，是先生向我们指引的一条哲学觉悟之道。——它难道不是一切觉悟中的真正的觉悟吗？

四

行文至此，突然间难过起来，泪水浸湿了眼眶。先生不在的这十年，常常琢磨先生的教诲，它总是不断地提醒我避免流于思想和学问的“小道”，帮我端正“如何想、如何说”的方向。而先生的不在，总是唤醒我们追思：当代中国哲学家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伟大的真理的探索者，一位伟大的哲学的觉醒者和启蒙者，当代中国思想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无可替代的批判性的维度。……

有人说，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经历了“思想家的时代”，“学问家的时代”，而现今已然进入一个“项目主持人的时代”。这是一个“思想”不断陨落的过程，即“思想”落入“学问”的规制，进而“思想”和“学问”二者共同落入“项目”的规制。是否真的如此？如果先生在世，他会怎么看呢？

先生已然作古，我们不能用这问题打扰他。但我相信，“项目主持人的时代”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的描述。透过这个表面现象，一种回归，即透过“项目”回归“学问”和“思想”的运动，必定会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共识，而先生所倡导的化“学问”为“思想”的哲学探索之路必将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在举国上下都在探讨“中国梦”的时代，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当代中国哲学的觉醒是可以期待的。且让我们如此期待。

在今天这个“一切都高速旋转起来”的时代，先生传授的问学之“大道”，和他常说的“笨想”方法和“说清楚”的方法一样，集中体现在“说中国话”的方法可能开出的哲学运思之路上。今天，追随先生的思想，追思先生的为人与为学，追念先生从“主体自我意识的哲学”、“类哲学”到“中国哲学”的哲学探索之路和哲学启蒙之路，我们负载一个崇高的使命：

——为了中国人的哲学觉悟，为了中国哲学的觉悟，让我们追随“思”。

[1] 高清海：《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序第5页。